盛宣怀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本书是盛氏家族后人盛承懋先生回忆其曾祖父盛宣怀一生创办实业事迹的文集。

本书分上下两册，上册着重介绍盛宣怀在天津、湖北、烟台、萍乡、上海、常州、苏州、江阴等地开展电报、矿务、轮船等实业的创业经历，反映其不畏艰难的创业精神和勉力践行“实业强国”的理念，为读者呈现盛宣怀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崛起和发展所做的贡献。下册重点介绍盛宣怀在创办实业过程中，作为清政府代表或具体实施者与外国代表打交道而发生的值得挖掘的对外交往故事，表现出盛宣怀在创办实业过程中应对外国列强时的态度、办法和对国家及企业利益的坚守。

本书从年谱、电报、信函等大量档案史料中挖掘相关历史细节，还原盛宣怀一生走过的创业之路。

上册

 

第一章　盛宣怀与天津

随李鸿章部进入天津

起草轮船招商局章程

勘查煤铁

旗昌弹劾、矿务赔偿接踵而来

筹建慈善机构广仁堂

任天津电报总局总办

津沪电报线架设全线竣工

办电报学堂，培养专业人才

任招商局首任督办

津海关道一职未保

调补津海关道

为甲午战事出力

因电报之事再次受到参劾

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

创设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

解决北洋大学堂的场所与经费

积极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

铁厂、铁路、银行三者一手抓

中国通商银行天津分行活动

创设天津电话局

因修建卢汉铁路频繁进出天津

因铁路被问罪，与天津告别

 

第二章　盛宣怀与湖北

奉李鸿章之命赴湖北勘矿

张斯桂协助勘查广济煤铁

郭师敦遍查长江沿岸煤铁矿藏

郭师敦勘得大冶铁矿为优质矿藏

亲率矿师实地勘察

购得大冶铁矿山

荆门煤矿被迫裁撤

湖北矿务以赔偿而告终

与张之洞商讨湖北矿务

张之洞要求铁厂招商承办

与张之洞磋商接办铁厂事宜

从张之洞手中接办汉阳铁厂

委派郑观应整顿铁厂

督办铁路，取得“专折奏事特权”

为修筑卢汉铁路向比利时贷款

卢汉铁路施工在艰难中缓慢前行

义和团兴起，铁路施工停滞

李维格领衔，解决钢材质量难题

筹备“煤铁合一”联合企业

制定第一部钢轨制造标准

 

第三章　盛宣怀与烟台

因参与谈判事宜奉召至烟台

再赴烟台勘查铅矿

出任烟台东海关监督

倡议设立内河小火轮公司

内河小火轮公司得到官商一致认可

内河小火轮航运利国利民

设立轮船失险拯济局

收购烟台缫丝局

倡办银行，涉足金融事务

试铸银钱以抵制外国银元入侵

疏浚小清河造福山东人民

广做慈善，创办烟台广仁堂

招商引资，支持张振勋办厂

 

第四章　盛宣怀与萍乡

聘请德国矿师为铁厂找到煤源

委派张赞宸为萍乡煤务局总办

并购萍乡广泰福商号

招商局成为萍乡煤矿筹资大户

萍乡煤矿的井巷工程与地面工程

株萍铁路保障萍煤外运

萍乡煤矿发行的两次股票

萍乡煤矿成为中国最大的新式煤矿

中国第一笔华人寿险大赔案

推动萍乡煤矿与汉阳铁厂合二为一

 

第五章　盛宣怀与上海

为采购赈粮第一次踏进上海

为策划轮船招商局南下上海

出任“会办”参与轮船招商局经营管理

认领招商局50万串商股

齐心协力与旗昌轮船公司竞争

第一个中资企业并购外资案例

为对抗日舰在沪、闽、津之间奔波

在沪设立广生煤铁公司

南京路竖起第一根电线杆

收购旗昌受弹劾，离开招商局

与外商交涉电线侵权事务

采取“五策”，招商局重振旗鼓

仁济和保险公司开张

兴建斜桥盛公馆

与怡和、太古洋行签订齐价合同

与朱鸿度合作开设纺纱分局

奉命重建华盛纺织总厂

甲午战败，中国必须有一大批新型人才

谋划创设南洋公学

何嗣焜出任南洋公学首任校长

南洋公学设立“译书院”

铁路总公司成立

中国通商银行成立

广仁堂成了慈善事业的活动中心

盛宣怀与上海玉佛寺

上海创设电话公司

袁世凯趁盛宣怀“丁忧”夺走招商局

汉冶萍对钢铁专业人才的培养

中国最早的高等商务学堂

盛宣怀与“愚斋”图书馆

盛宣怀与中国红十字会

创设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

从袁世凯手中夺回招商局

武昌起义后稳定上海金融

盛宣怀在上海最后的岁月

盛宣怀在上海病逝

 

第六章　盛宣怀与常州

从小受到良好教育

决定入李鸿章幕府

轮船招商局给常州轮船航运带来了商机

盛宣怀与漠河金矿开拓者李金镛

常州电报、电话业务的开通

盛宣怀与侄子盛春颐

盛宣怀与常州天宁寺

常州和慎银行的创设

盛宣怀与萍乡煤矿总办张赞宸

修筑沪宁铁路常州段

青果巷走出的冶金管理人才

 

第七章　盛宣怀与苏州

21岁时奉父亲之命到苏州办事

盛康父子与顾文彬在苏州合办典当

主持留园义庄活动

盛康父子投资苏州房地产

津沪电报线架设至苏州

盛宣怀与电报能人谢家福

盛宣怀与电报先驱俞棣云

盛宣怀与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

盛宣怀与民族企业家施则敬

盛家首装苏州住宅电话

盛宣怀与苏州才子李维格

将铁路建到苏州

苏州“石路”的兴建

盛宣怀与交大校长唐文治的情谊

苏州红十字会的成立

盛宣怀的棺椁停放在留园义庄

苏州“大东旅社”的来龙去脉

 

第八章　盛宣怀与江阴        

 

参考文献          

　　

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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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盛宣怀与上海

长三角地区有着发达的水系、丰饶的土地，加之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发达的农业与手工业，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已经初步形成了可观的城市群。

清代长三角地区已经形成了九座较大的城市，商业、手工业、纺织业中心南京、杭州、苏州、松江，粮食集散地扬州、无锡、常州，印刷及文具制作交易中心湖州，沿海南北贸易的重要商业中心上海。

上海在盛宣怀的人生历程中占据着极为特殊的位置。他因投身赈灾与探索实业踏入上海，这座城市为他带来诸多发展契机，也给予了他相应的成就与回馈。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总局、铁路总公司、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勘矿总公司、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红十字会、愚斋图书馆等重要机构，均在上海创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于1896年创办南洋公学，即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是近代中国人最早自主创办的高等学府之一，这是他在上海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历史功绩。

盛宣怀创办的实业，在产业基础上为苏锡常融入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创造了条件，在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方面将长三角地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可以看作盛宣怀对长三角早期发展所做的贡献。

为采购赈粮第一次踏进上海

1870年10月，盛宣怀被杨宗濂推荐进入李鸿章幕府，李命其担任行营内文案，后奉调会办陕甘后路粮台和淮军营务处。淮军原驻上海，盛宣怀与将士们交谈甚洽，获得许多新知识。

1871年夏秋间，直隶久雨不晴，永定河、海河、南北运河、草仓河及拒马河先后漫溢，造成数十年未有之水灾。

李鸿章得知灾情后，将身边的人都派往各地劝捐，盛宣怀也被派往灾区。他亲眼见到了灾民的苦难——农田汪洋一片，颗粒无收，灾民房屋被冲走了，损失惨重。回到天津后，盛宣怀就请求李鸿章准予他回家乡常州去募集赈灾物资。

“畿辅大水，奉父命诣淮南劝募，集资购粮，由沪赴津散发，是为办理赈务之始。”盛宣怀行路上千里，回到家乡，首先拜见了父亲盛康，将直隶的灾情禀告给父亲。当时盛康还在浙江杭州任上，听说这一情况后，立即慷慨解囊，带头捐赠了两万件棉衣，帮助灾民过冬，并且帮助动员亲戚、朋友、乡绅捐钱捐粮捐物。盛康还让盛宣怀到淮南、苏南、上海等地去募捐，到上海去采购粮食，运往天津发放。 

盛宣怀第一次踏进上海，是为了赈灾募捐、采购赈粮。当年盛宣怀采购的赈灾物资，就是通过上海十六铺码头租用的船只运往天津的。

为策划轮船招商局南下上海

盛宣怀认为兴办轮船航运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必不能废之物”；轮船航运业的利权，不能“全让外人”，主张应与“外人”争利；洋人能办好的事，中国人也一定能办好，洋人的智未必“足多”。

1872年8月，盛宣怀为策划轮船招商局南下上海，“七月间在沪密与各商拟议”轮船招商局筹办之事，其中就包括与唐廷枢、徐润商议，希望他们参与轮船招商局的筹办。当得知朱其昂获得筹办授权后，盛宣怀深感失望，他向李鸿章表达了对这项决定的不满。

朱其昂借领官款 20 万串回沪兴办轮船招商局。1873 年 1 月 14日，轮船招商公局正式开始营业。朱其昂从英国订购了“伊敦号”轮船，不久轮船招商公局就开启了近海的航运业务。轮船招商局后来成为洋务运动中第一个由军工企业转向兼办民用企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企业。

出任“会办”参与轮船招商局经营管理

朱其昂负责轮船招商公局，尤其试图说服胡雪岩带头入股，但是没有得到响应。上海商人担心“官办”之下，商股权利无保。至1873 年4月，朱其昂只筹集到了1万两现款和10万两认购承诺。果然，轮船招商公局开办时间不长，就筹议改变官办的局面。

于是，李鸿章决定将轮船招商公局改组为官督商办。1873 年 8月 7 日，公司迁至上海三马路新址，改名为轮船招商总局。除上海总局外，还设立了天津、牛庄、烟台、福州、厦门、广州、香港、汕头、宁波、镇江、九江、汉口及国外的长崎、横滨、神户、新加坡、槟榔屿、安南、吕宋等 19 个分局。

1873年9月9日，李鸿章签署了《札饬盛宣怀入局》。这是一份委任状，任命29岁的盛宣怀出任轮船招商局的“会办”（相当于副总经理），兼管运漕、揽载。这是继之前任命唐廷枢出任“总办”、朱其昂留任“会办”之后，第三个到位的高管。一个月后，李鸿章又任命徐润担任“会办”。至此，改制后的招商局组成了由唐廷枢、徐润、朱其昂、盛宣怀四人构成的领导班子。其中，唐廷枢为外资洋行背景，朱其昂为漕粮北运代表，盛宣怀为李鸿章代表，徐润为具有买办背景的国内工商业主代表。

盛宣怀作为班子成员，李鸿章对其的工作安排是相当特殊的——由盛宣怀具体办理漕运、揽载，及参与招商局的一切“规划事宜”。对此，李鸿章身边的要员沈能虎曾解释，盛宣怀在招商局“只此二语、全权在握”，不少研究者据此也认定盛宣怀在招商局握有全权。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认领招商局50万串商股

轮船招商局在唐廷枢的主持下，按照既定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不到三个月光景，就实现了扭亏为盈。这不仅得到了李鸿章的称赞，也受到了外界的好评。在朱其昂主事期间一度停滞的招商集股，也变得顺利起来。外界看好招商局，认为有利可图，不仅沪商、粤商投资踊跃，连一直观望的胡雪岩也参股了。唐廷枢不想让肥水都流到外人田里，决定留出一部分股份给局内人。

轮船招商局核定股本为白银100万两，每股100两，向社会招商入股。在“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主张下，唐廷枢、朱其昂、徐润三人，每人把自己的股份扩大了一倍，招商局大小委员也趁机参股。盛宣怀认领了50万串商股，他先后两次到苏州与常熟，从他与顾文彬等合开的典当行中去提款，至上海轮船招商局去参股。由于盛宣怀把各人股份名下的账目理得很清，并且承诺“有祸伊一处独当”，减少了提款的阻力。

盛宣怀在招商局主事，坚持按原则办事。1874年4月8日，唐廷枢的好友、怡和洋行的买办贝锦泉来函，向盛宣怀推荐英国友人法乐，意欲任招商局保险行掌管，倘保险行不能，或当招商局总管各轮船之主事务亦可。由于唐廷枢事先规定，“局中所有伙友，渠一概不用”，加之盛宣怀认为招商局这样重要的职位不应由洋人来担任，于是在贝锦泉的来函上，他亲笔批道：“招商局总管拟用华人，保险局事，须俟秋中方有就绪，届时再当奉闻。”

齐心协力与旗昌轮船公司竞争

面对蒸蒸日上的招商局船队，美资旗昌轮船公司开始咄咄逼人。旗昌轮船公司开办于 1862年，历史悠久，实力强盛。招商局虽然起步时间晚，但是兢兢业业，逐步壮大，开办两年后，轮船已达到16艘。“规模日见恢宏”，引起洋商嫉妒。特别是旗昌轮船公司得知轮船招商局欲派出唐廷枢收购自己的船队，十分恼怒，于是就和英国太古洋行联手，进一步与招商局打起了价格战。

旗昌轮船公司几次回国调取资金，用降低价格的办法招揽客货，使招商局的船无人可载、无货可运。而国内由于沈葆桢主管的南洋地区也有了自己的船队，招商局已经分不到两江的漕运，一时间处于十分危险的局面。

主持招商局的徐润无奈写信给正在湖北勘矿的盛宣怀，请盛回招商局一起想办法。经过分析，他们认为只有请沈葆桢出面，让两江船队分出一部分漕运业务给招商局，才能帮助招商局渡过难关。但是沈葆桢也有他的难处，盛宣怀几次赴南京都碰了钉子。他只能请李鸿章出面。在李的关照下，沈葆桢饬命两江漕运船队分一部分漕粮给招商局承运，把两江划拨给福州船政局的煤炭、钢材等货物也分出一些由招商局派船运送，使招商局走出了困境。

轮船招商局面对旗昌轮船公司、太古洋行的合力倾挤，经过官商协力，克服重重困难，与之展开竞争。其实，与招商局相争，旗昌轮船公司并没有得到好处，它“力争一年，暗亏已重”，几乎无利可图。旗昌轮船公司终于在竞争中败下阵来，股票面值跌掉了30%，股东的红利也大大缩水，迫使它退出中国内河航运业务。

第一个中资企业并购外资案例

1876年年底，旗昌轮船公司终于通过中介人与招商局的徐润接洽，试探轮船招商局是否还愿意对它进行收购。1877年1月，由唐廷枢代表轮船招商局与旗昌轮船公司签订正式合同，招商局以总价222 万两白银买下旗昌所有产业，包括7艘海轮、9艘江轮和各种趸船、驳船、码头、栈房，以及位于上海外滩9号的办公大楼等，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轮船公司。

但是收购合同规定，轮船招商局必须在 1877年3月向旗昌轮船公司支付120万两首付款，其余的款项也必须在此后的五年内分期付清。

然而，当时轮船招商局只有11艘轮船在营运，全部资本才75万两。负责接洽的徐润面对即将签订的合同，十分着急，而当时唐、盛均不在上海。徐润一边派人去福建找唐廷枢回来，一边又亲自赶到湖北广济武穴煤矿与盛宣怀商议，请盛宣怀回局想办法。盛虽然与徐之间存在分歧，但他对徐润与旗昌公司的谈判结果“赞许大有见识，乃同回南京，适唐景翁（唐廷枢）亦至，公同商酌。约同上辕禀见。沈文肃公（沈葆桢）初以无款拒之，继经杏翁（盛宣怀）指筹各款约近百万，措辞得体，颇动宪听。然款项仍未足，须再筹商。次日，杏翁复……禀见，又指某处有二十万金可拨……沈文肃公乃一面出奏，一面拨款相助”。

盛宣怀从湖北广济赶到南京，求见沈葆桢。在盛的游说下，招商局先从两江总督沈葆桢那里借到一笔款项，再同李鸿章商议，请朝廷让浙江、江西、湖北分别拨出一部分钱款，这才解决了招商局收购旗昌轮船公司的资金问题。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中资企业并购外资企业的成功案例，也是一个闻名业界的“蛇吞象”的案例，盛宣怀在最关键问题即收购经费上，为招商局做出了贡献。

为对抗日舰在沪、闽、津之间奔波

1874年5月中旬，日本乘清政府筹备收复新疆之机，突然派出军舰侵略台湾。盛宣怀在反侵略中有积极表现。当年10月，《中日北京专约》签订。沙俄于1871年进军伊犁后也在加紧侵略活动。中国边疆危机日益严重。朝堂兴起了海防、塞防孰重之争，清廷采纳了左宗棠海防、塞防并重的建议。

面对日本的侵略，盛宣怀再次被李鸿章委任为淮军后路粮台、会办淮军营务处，紧急调派到福建，协助统筹台事的沈葆桢，负责调轮船、运军队、运粮械等工作。

盛宣怀来不及向唐廷枢交代手头的工作，就直接乘船赶赴福州。根据沈葆桢与李鸿章的商议，决定调正在徐州驻防的唐定奎部洋枪队6500人赶赴台湾增援。盛宣怀不敢耽搁，又连夜赶回上海，与唐廷枢商议派船的事。运兵船刚刚起航，盛宣怀又赶赴天津，向李鸿章请示粮食、枪械的筹集与调运事宜。

关键时刻，轮船招商局派上了用场。盛宣怀在上海、福州、天津这几个地方四处奔波。1875年，朝廷以盛宣怀“派赴台湾照料淮军营务有功”，官文保奏，奉旨以“道员缺出尽先题补”。

盛宣怀通过处置淮军营务，也受到了沈葆桢的赏识，并且结识了曾在台湾鸡笼查勘煤铁的沈葆桢幕僚张斯桂，这为他日后在湖北勘矿，以及在收购美商船产等事项中得到沈葆桢支持奠定了基础。 

在沪设立广生煤铁公司

1875年7月，湖北广济武穴煤矿正式设厂开采。至当年11月，在阳城山共试挖十余处，除因为煤质稍逊或矿井浸水停工之外，有七处逐渐向煤层深处开挖，共挖煤30100余担，其中大部分煤的质量尚佳。

为在上海销售湖北所挖之煤，当年12月28日，盛宣怀向魏肯堂租赁上海美租界下海浦地方的栈房一所，设立广生煤铁公司，以堆煤铁，议定五年为期。1876年5月23日，盛宣怀上禀李鸿章，拟在上海租栈储煤。6月12日，李鸿章批示同意在上海租屋设立广生煤铁公司。 

从此，湖北开采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至上海十六铺码头，再从码头用人力车一点一点地搬至广生煤铁公司，解决了上海部分企业和市民的用煤需求。

南京路竖起第一根电线杆

1881年4月，在盛宣怀的主持下，中国第一条长途公众电报线路架设工程从上海、天津两端同时开工，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头一次，没有现成的经验。7月5日，上海端第一根电线杆在南京路（近外滩）大北电报公司门前竖立起来，约每50步立一线杆。初选路径街道狭窄且店铺林立，故立杆困难，后改取地域宽阔之处，工程速度明显加快，每日可完成10里左右。施工中采取每建成一段即试通一段的办法，为全线之畅通提供了保障。

1881年12月24日，全长3075里的津沪电报线路全线竣工。津沪线完工之前，李鸿章又在天津设立中国电报总局，并委派盛宣怀为总办，同时任命郑观应为上海分局的总办。俞棣云任上海电报学堂负责人，旋任上海电报局帮办，继又转任总办。

收购旗昌受弹劾，离开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买下旗昌轮船公司的所有资产以后，实力大大增强，但压力与困难也加大了。从资金方面看，招商局欠下政府190万两的债，此外还欠旗昌100万两未付，光这两笔债就够盛宣怀他们着急的了。而太古、怡和这两家外国轮船公司则采用削价等手段与招商局对抗。盛宣怀大抓内部整顿、科学管理，使招商局在唐廷枢、徐润等的具体措施下逐渐有了起色，至1881年，全部还清对旗昌轮船公司的欠款，开始偿还对政府的欠款。

盛宣怀在招商局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他一直在“坚请督办”，期望能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正当盛宣怀“坚请督办”而尚未实现时，1880年却遇到了王先谦等人关于招商局营私舞弊案的弹劾。王先谦等的弹劾大多是反对新型近代企业的一些章程与做法，其中矛头对着盛宣怀的，是关于购买旗昌轮船公司时“扣帑入己”和“侵渔中金”。

王先谦指控盛宣怀的第一宗罪名“扣帑（指钱财）入己”，即购买旗昌轮船公司时克扣钱财入了自己的腰包。但这宗罪名很快得到澄清，知情者唐廷枢出来作证说，归并旗昌轮船公司时，“画押之日，盛道已回湖北”，付款是在画押之后，盛宣怀没有机会染指。第二宗罪名中所谓的“中金”是指中介费。但事实证明，购买旗昌轮船公司资产的“买卖双方面对面的成交，绝未假手于人”，既无中人，何来“中金”；至于“花红”（即津贴），经过核查，在整个购买过程中也根本没有发过津贴。所以这两宗罪名都是莫须有的。

唐廷枢虽然在工作中与盛宣怀有矛盾，但是面对王先谦等人无中生有的指控时，还是站出来为盛宣怀辩护：“职道经手之事，固不便使盛道受不白之冤。总之，盛道于收买旗昌一事，仅与职道等主其议，而领款付款，盛道皆未经手，其因公而未因私，不言可知。且其在局从未领过分文薪水；凡遇疑难事件，顾公商酌，无不踊跃，向为各商所钦服。今以清白之身勿遭污蔑，亦不得不代声明。”尽管如此，1882年，盛宣怀还是因弹劾而不得不暂时离开招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