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年至同治十年间，曾国藩共有1500封书信留世，本书撷取其中部分书信，既有他讲述翰林院生活、率军打仗故事的家信，也有他规劝家人、化解家庭矛盾、指导子侄生活的智慧之言，亦不乏关于进德修业、经邦纬国之道的宏观阐述，还有对读书、作文的独特见解，生动反映了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学之道。从这些书信中，我们得以窥见这位晚清重臣的心路历程，见证其成功之道，汲取其人生智慧，见微知著，有所收获。

成就大业之人，格局和慎重缺一不可

（与九弟曾国荃书）

沅甫九弟左右：

廿二日写就一函，拟交首宅来足带省。廿二夜灯后，右九、金八归，接弟十五夜所发之信，知十六日已赴吉安矣，遂不寄首宅信。屈指计弟廿四日可抵营，廿五六当专人归来，今日尚未到家，望眼又复悬悬。

九月廿四日六叔父六旬晋一冥寿，焚包致祭。科一、科四、科六”亦往与祭。关秀姑娘于十九日生子。临三、昆八于十月初一日散学，拟初间即往邹至堂处读冬书，亦山先生之所荐也。枚谷先生十月中旬可散学，亦山先生不散学。科四已读《离娄》八页，科六读至“点尔何如”，工课尚算有常。家中诸事，弟不必挂虑。

吉字中营尚易整顿否？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弟之综理密微，精力较胜于我。军中器械，其略精者，宜另立一簿，亲自记注，择人而授之。古人以铠仗鲜明为威敌之要务，恒以取胜。刘峙衡于火器亦勤于修整，刀矛则全不讲究。余曾派褚景昌赴河南采买白蜡杆子，又办腰刀分赏各将弁，人颇爱重。弟试留心此事，亦综理之一端也。至规模宜大，弟亦讲求及之。但讲阔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颟顸，毫无条理，虽大亦奚足贵。等差不紊，行之可久，斯则器局宏大，无有流弊者耳！顷胡润芝中丞来书赞弟，有曰“才大器大”四字，余甚爱之。才根于器，良为知言。

湖口贼舟于九月初八日焚夺净尽，湖口、梅家洲皆于初九日攻克。三年积愤，一朝雪耻，雪琴从此重游浩荡之宇。惟次青尚在坎窞之中，弟便中可与通音问也。润翁信来，仍欲奏请余出东征。余顷复信，具陈其不宜，不知可止住否。彭中堂复信一缄，由弟处寄至文方伯署，请其转递至京。或弟有书呈藩署，末添一笔亦可。李迪庵近有请假回籍省亲之意，但未接渠手信。渠之带勇，实有不可及处。弟宜常与通信，殷殷请益。弟在营须保养身体，肝郁最易伤人，余生平受累以此，宜和易以调之也。兹着王芝三赴吉，报家中近日琐事，并问迩好。余俟续具。

外澄弟信一件，温弟信一件，山写信一件，陈心壶家信一件，京信一件。

兄国藩手草

咸丰七年十月初四日

（1857年11月19日）

戒牢骚而勤自省，方可致远

（与诸弟书）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

日来京寓大小平安。癣疾又已微发，幸不为害，听之而已。湖南榜发，吾邑竟不中一人。沅弟书中，言温弟之文，典丽矞皇，亦尔被抑。不知我诸弟中将来科名，究竟何如。以祖宗之积累，及父亲叔父之居心立行，则诸弟应可多食厥报。以诸弟之年华正盛，即稍迟一科，亦未遽为过时。特兄自近年以来，事务日多，精神日耗，常常望诸弟有继起者，长住京城，为我助一臂之力。且望诸弟分此重任，余亦欲稍稍息肩。乃不得一售，使我中心无倚。

盖植弟今年一病，百事荒废，场中又患目疾，自难见长。温弟天分，本甲于诸弟，惟牢骚太多，性情太懒。前在京华，不好看书，又不作文，余心即甚忧之。近闻还家后，亦复牢骚如常，或数月不搦管为文。吾家之无人继起，诸弟犹可稍宽其责，温弟则实自弃，不昨尽诿其咎于命运。

吾尝见朋友中牢骚太甚者，其后必多抑塞，如吴台、凌荻舟之流，指不胜屈。盖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感应之理，自然随之。温弟所处，乃读书人中最顺之境，乃动则怨尤满腹，百不如意，实我之所不解。以后务宜力除此病，以吴台、凌荻舟为眼前之大戒。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不惟平心谦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养此和气，可以稍减病患。万望温弟再三细想，勿以吾言为老生常谈，不值一晒也。

王晓林先生在江西为钦差，昨有旨命其署江西巡抚。

余署刑部，恐须至明年乃能交卸。袁漱六昨又生一女，凡四女，已殇其二。又丧其兄，又丧其弟，又一差不得，甚矣！穷翰林之难当也。黄麓西由江苏引见入京，迥非昔日初中进士时气象，居然有经济才。

王衡臣于闰月初九引见，以知县用，后于月底搬寓下洼一庙中，竟于九月初二夜无故遽卒。先夕与同寓文任吾谈至二更，次早饭时，讶其不起，开门视之，则已死矣。死生之理，善人之报，竟不可解。

邑中劝捐弥补亏空之事，余前已有信言之，万不可勉强勒派。

我县之亏，亏于官者半，亏于书吏者半，而民则无辜也。向来书吏之中饱，上则吃官，下则吃民。名为包片包解，其实当征之时，是以百姓为鱼肉而吞噬之；当解之时，则以官为雉媒而播弄之。官索钱粮于书吏之手，犹索食于虎狼之口，再四求之，而终不肯吐。所以积成巨亏，并非实欠在民，亦非官之侵蚀入己也。今年父亲大人议定粮饷之事，一破从前包征包解之陋风，实为官民两利，所不利者，仅书吏耳。即见制台留朱公，亦造福一邑不小，诸弟皆宜极力助父大人办成此事。惟损银弥亏，则不宜操之太急，须人人愿捐乃可。若稍有勒派，则好义之事反为厉民之举，将来或翻为书吏所藉口，必且串通劣绅，仍还包征包解之故智，万不可不预防也。

梁侍御处银二百，月内必送去。凌宅之二百，亦已兑去。公车来兑六七十金，为送亲族之用，亦必不可缓。但京寓近极艰窘，此外不可再兑也。

邑令既与我家商办公事，自不能不往还，然诸弟苟可得已，即不宜常常入署。陶、李二处，容当为书。本邑亦难保无假名请托者，澄弟宜预告之。书不详尽，余俟续具。

兄国藩手草

咸丰元年九月初五日

（1851年10月28日）

近年来，曾国藩备受推崇，被很多人誉为“半个圣人”“千古第一完人”。获得如此之高的声誉，不仅因为他在历史上留下了诸多功绩，还因为他在为人处世方面有不少让人津津乐道的地方。

曾国藩的为人处世之道除了体现在历史典籍记载中，还体现在他的家书中。这些家书是他上与祖父母、父母、叔父母，中与诸位弟弟，下与子侄辈的书信来往，后人将其刊印为《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家书》一经出版，便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有人将其赞为“中国士林的精神火种”。这部跨越时空的家书合集，不仅承载着晚清重臣的生存智慧，更描绘了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图谱。他的处世哲学，也代表了中国文人的理想和愿景。社会文化越繁荣发达，人们的精神追求越高，曾国藩所写的内容就越被人推崇，阅读的人也越多。

著名革命家章太炎对曾国藩的评价最为客观，称“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他这位赫赫有名的同乡评价甚高，他在1917年致友人的信中就有“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之言。

本书依据家书的内容，将其划分为修身、劝学、齐家、理政、用人、治军、理财、交友和养生等篇章，便于读者快速找到相关内容，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从书中找到能鼓舞自己的文字，从中获得启发。

尤为珍贵的是，这些文字始终保持着向上的精神势能，既无怨天尤人的戾气，亦无不可告人的功利算计，唯余“结硬寨，打呆仗”的务实哲学，让我们学会如何解决当下出现的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

当我们在“内卷”时代重读这些书信，或许能参悟真正的进阶之道：不是汲汲于功名的精巧算计，而是将“格致诚正”化作日常行为标准；不必困顿于得失的焦虑内耗，只需如老农般深耕脚下的土地。这或许就是百年来仁人志士从中汲取力量的根源——在速朽的功业之外，总有些永恒的精神火种值得传承。无论是从政，还是教育子女、理财、养生，都可以看看这本书，一定会让你受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