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傅增湘往来信札》一书全面整理收录了现已刊布的所有张元济、傅增湘往来信札资料。全书以时间为序进行编排，张元济致傅增湘信件起于1912年，终于1947年；傅增湘致张元济信件起于1912年，终于1945年，两位先生信件各自成册，便于对照阅读。

本书对二人往来书信中的私事内容，未进行任何删减，对于研究二人的家庭、友情等方面有极大价值。信札中涉及了清末民初藏书家藏书流散资料、民国出版史资料、近代教育史料等诸多内容，不仅有助于拓展、深化张元济傅增湘相关问题研究的内涵，也可为全面、立体地彰显他们的学术贡献以及对保护、传承中华典籍的文化影响提供线索。

前言

张元济致傅增湘（1912—1947）

傅增湘致张元济（1912—1945）

“《南齐书》恐是元印（九行十八字），但厚白麻纸，不知元时有否？决非明印。或补板是晚宋，未可知。补板不避讳，原板大字古朴深厚，略如蜀本《史记》，请向子培一询之。”

“间有歧异，亦有宋本似误，而此本已经改正者”

“此版至元时尚存，不欲留前朝之讳，故灭其迹耶？”

《张元济傅增湘往来信札》前言

张元济、傅增湘都是二十世纪前半叶著名的文献大家。二人的往来书札向来号称文献渊薮，所谈多及传统文献的流布、整理、出版与研究，故在《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下简称商务本）问世以来，即为广大学人所珍视，以此为基础所做研究，不计其数。但正如该书整理前言所云，当时整理底本本系抄件，虽经顾廷龙先生亲自校对（据1961年4月《顾廷龙日记》,自1日起，连续三日有校傅沅叔致菊老信之记录），但仍落叶杂陈，每存讹误，如：1.张致傅函敬语、称呼署名被删除；2.擅改原文文句；3.对于傅函上所存张批，随意取舍；4.年份考订存在问题等。（具体见张人凤《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校读记》,《国学季刊》第十四期）因此之故，亟需重新整理一个更加可靠的文本，以供学界研究之需。2017年，时值张元济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上海图书馆出版了《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往来信札》,其中张、傅二人往来书札尽在其中，共收双方信札627通，其中张致傅261通，傅致张366通，大都可以考知其所作年份，且多可对勘。这批书札始于1912年4月27日，止于1947年12月2日，时间跨度达35年。内容所及，除清末民初藏书流散，如京沪地区散出的《永乐大典》流转之外，还存有大量关于《四部丛刊》《百衲本廿四史》《道藏》等大部丛书的编印信息，尤其是对于古籍的版本鉴定及流转，多有讨论。鉴于此前整理本所存问题大都因未见原件而生，故以此原本影印本为底本重新整理，当更能符合现今深入研究之需求。更何况此次影印本中，尚存若干书札不见于前书。因此之故，此次整理，即以上海图书馆2017年影印本为底本，重新整理两位前贤往来尺牍，以为文献学进一步发展之基础。

此次整理，较前商务本而言，大致有几个进步或不同：1.补足了当时整理者所删除的信札中涉及的张元济、傅增湘二人的私事等内容。私人生活固然属于隐私，但时隔多年，其私密性已大为降低，甚至消除。还原这部分内容，对于研究二人之家庭、情感、友谊等方面至关重要。且信中出现这类文字，正可代表二人感情之深厚，交谊之纯挚。2.校正了商务本中出现的一些讹误。二人在步入晚年之后，以力弱手颤，字形颇为难辨。尤其是张元济致傅增湘函，大多皆为随手所记之信稿，不仅字迹模糊，且多修正涂画之处。原整理者精研张元济文献，辨识正确率极高，筚路蓝缕，难能可贵。然校书如扫落叶，商务本中仍存若干错讹，亟需修正。3.商务本中，除了张、傅二人往来书札外，又附录了一些相关信札，对于帮助理解二人信中所言及某事之来龙去脉甚为重要。今细绎《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往来信札》,进一步增补了这部分内容，以加深对于二人信中所及之理解。4.张、傅二人往来书札，大都注明了日期，但偶有未标注者，则需要就内容所述予以系年。商务本大致考证精准，但也偶有误系者，今则予以调整。5.张、傅往来尺牍，商务本整理者所见最全，《张元济全集》所收次之。时移世易，今上海图书馆所藏较诸前两书整理时已有流散，较前所遗漏者，当系捐赠上图之前，便已佚失。这部分未收于《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往来信札》之信札则依据前二书予以补足。与此同时，此次整理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过去遗漏、未曾整理的书信，可以补充前述二书。6.为了便于核对，将所有见收于商务本及《张元济全集》中者，均标注页码，方便读者互相比勘。7.商务本以时间顺序将二人往来函件混排，但因信件虽有先后，收信却未必仍此顺序，故去函覆信多有错落参差者，常令读者产生困惑。今改作二人各自分排，这样一来，就可严格按照时序进行排列，庶几眉目可以分明。

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傅增湘中式顺天乡试，成举人。次年（1889）己丑恩科，张元济亦于杭州乡试中式第十名。二人往来函札中，均以“同年”互称，盖以正科、恩科可互称同年之故。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张元济以二甲二十四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傅增湘以二甲第六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有“戊戌翰林”印。以翰林论，二人前后相差四科。惯例，清朝翰林对比自己早五科入翰林院者，尊称为老前辈。但也有为表示特别尊重，虽未达五科，也称老前辈者，如曾国藩之于胡林翼、张百熙之于瞿鸿機等，皆晚一科而呼对方为老前辈。傅增湘称张元济为老前辈，亦可类比。另外，据王世贞《觚不觚录》所载，明时翰林旧规，入馆后七科者称晚生，后三科者称侍生。这一习惯一直沿用至清，故傅增湘在信中多有落款为侍生者。张、傅二人现存通信虽始于1912年，但两人相识相知当远早于此，盖二人早年均曾从事教育，又皆喜好文献，交集必多。再据今存张元济致傅增湘第一函云：“昨午肃上弟八号信。上灯后得四月十九日第七号书”,可知在此之前，双方至少已互通书札七八次。再，1942年5月15日张元济致函傅增湘，并请代售弘治本《梅宛陵集》。从情理上言，无论是否能够找到愿购之人，傅增湘当有覆函报告。又现存最晚之函为1947年12月2日张元济致傅增湘者，信末，张元济特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