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十三经”之一，《孝经》篇幅不过两千字，却在历史上流传了两千多年，并远播日本等东亚地区。一部简短的经典，为何能够长期受到重视？它又如何在漫长历史中不断被解释、重塑，并获得新的意义？

本书以《孝经》为中心，从汉唐一直讲到近世，追踪这部经典两千余年的流传与变迁。从郑玄注、孔安国传，到隋代刘炫《孝经述议》，再到唐玄宗御注颁行，以及明末的复兴思潮，将经典注本、学术传承与历史背景结合起来，展现《孝经》如何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被重新理解。在这条漫长的流传史中，《孝经》从来不只是一部讲述“孝道”的经典，更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宗法伦理与思想体系的文本载体。

书中利用了不少保存在日本的稀见《孝经》版本，甚至还有锹形蕙斋、葛饰北斋的《绘本孝经》，以此来讲述两国之间的文献交往，呈现《孝经》在东亚的传播、接受或再阐释。

《孝经》仅仅是讲孝行的经典吗？

节选自本书第一章

《孝经》写的是什么内容？一般人会认为《孝经》是讲孝的经典，但如果单纯规劝世人行孝的话，一两句话就可以讲完，没有理由特别将之尊奉为经典。实际上，当我们看《孝经》的内容就会发现，我们通常想象的与孝行有关的内容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其他大部分都与孝“无关”。那么，《孝经》究竟在讲什么？

查《广辞苑》辞典，往往能看到《孝经》“讲述孝道”的说法。“孝道”是什么呢？下文将讨论到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即用过“孝道”一词，《史记》中的“孝道”，只是将“孝”转化为抽象名词的一种表述。汉字没有固定的词性，“孝”原作形容词用，《史记》为了明确这里要用的是抽象名词，故而特意加一“道”字。至于在日语当中，“孝”字已经是抽象名词了，所以特别加上“道”字作“孝道”，便意味着这已不是单纯的“孝”了。就像喝茶，加上各种仪节、用具等一套文化才成为“茶道”。

关于《孝经》讲了什么，自古以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孝经》原文本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些词句甚至有正相反的理解思路。笔者认为，这正是儒家经典的魅力所在。儒家经典大多不能确定作者及写作时间，或说是经过孔子整理的古典文献，或说是传孔子言行，或说是孔子弟子所撰，有各种说法，毕竟都不过是传说，不能认为是事实。在儒家经典中历史最古老、最有权威性的当推《诗》《书》，是经过数百年时间渐渐形成的记录，并非某一个人所撰。成书时间相对靠后的《论语》《孝经》《礼记》等，尽管在某一时期应该经某一不知是弟子还是其他什么人撰述过，但他撰述过的原稿，经过长时间流传，最后变成现在我们看到的文本，中间一定经过很多人反复的编辑加工。

这就是说，我们今日看到的儒家经典，都在很长时间内经过了很多无名人士的传承，其中并没有某一个人的意图能够贯穿全书。如果非要说有，那只能说是历史地堆积起来的众多人比较模糊的意图。尽管如此，这种文献仍被奉为经典，被郑重传承了下来，后人还会认真研习，从中读出各种意义来。

就是因为有各种不同的意义可供解读，《孝经》才不像单纯的道德教条，从而获得了人们持续的关注。在以毛笔书写儒家经典而成为著名书法作品的例子中，《孝经》大概是人们首先会想到的一部。传说唐代文人贺知章写的《孝经》，作为草书的范本便很有名，明治时期曾有黑底白字影刻的法帖印本在日本广为流传，现在收藏原件的三之丸尚藏馆在官网上公布彩色图像。而《孝经》约一千八百字的字数，也使得它相对更容易以书法形式呈现。此外，《孝经》可被人当作符咒一样诵念，可作为随葬品、仪式道具，还可以被人编成画本，在历史上《孝经》以各种不同方式被接触、使用，一直存在于我们身边。可以说，正是它独特的内容和简短的形式让《孝经》显得十分有趣。

……

《孝经》之所以有趣，不仅在于其解读的多样性。在文献学方面，《孝经》还有各种十分有趣的现象，其他诸经无可比拟。笔者甚至怀疑专门用《孝经》的事例，都足以编出一部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教材。而且在那些关于《孝经》的文献学话题里，日本扮演了关键角色。假如说《孝经》的文献学，核心部分实由日本资料支撑着，并不为过。

以往儒家经典都与注释组成一套，必须一起学习。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初，公元3 世纪前半叶至8 世纪前半叶，广泛普及的《孝经》使用的是“今文”的郑玄注。据称是东汉末学者郑玄（127—200）所作，简称“郑注”。隋代出现“古文”的孔安国传，是又一种新的注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简称“孔传”，据称是西汉学者孔安国（公元前2—前1 世纪）所作，但究竟是谁所作，至今是个谜。“今文”“古文”的概念，本书下文将反复提及，在此先请读者留意《孝经》有这两种不同的文本系统，也分别对应了不同的注释。到了8 世纪，又出现唐玄宗作的注，或称“御注”，后来“今文”郑玄注、“古文”孔安国传都散佚不见了。清代中期这两种书重现于中国，是经由日本环流回来的。

在奈良时代（或其前后时段），中国的古典文献应该通过各种不同渠道流传到了日本，包括但不限于日本朝廷官方的遣隋使、遣唐使。但现在来看，日本后世传下来的文献，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大概是隋到唐前期在中国流传的书籍，例如《论语义疏》《古文孝经（孔安国传）》《孝经述议》《五行大义》《玉烛宝典》《群书治要》《文馆词林》《乐书要录》《臣轨》等，这些书在中国后来都逸失了，却在日本传存到今日，其中《群书治要》是唐代编辑的古典文选。《孝经》郑注在日本没有传本，好像几乎没有被诵习过，而江户幕府时期的学者发现，《群书治要》收录的《孝经》附录了郑玄注，于是将之抽出来整理，之后这个整理本又流传回到清朝。孔安国传也是经过江户幕府时期学者的整理，再流到清朝的。这两种书都引发了清朝学者的强烈兴趣，也引起了不少议论。

到了近代，敦煌出土了《孝经》郑注残卷。1900 年，在位于丝绸之路要地敦煌的莫高窟中，发现了数万件古代遗物，其中包含很多唐代以前珍贵抄本文献，给后来的学术研究带来大量新资料，相关研究非常兴盛，甚至独立成为一门“敦煌学”。就敦煌出土《孝经》郑注来说，第一个发现其存在并且抄录其内容的人，是石滨纯太郎；而对此文本进行校勘，并将之整理发表者是林秀一。作为今日唯一能够看到的隋代儒家经典注释《孝经述议》，也是林秀一利用各种日本资料加以复原的。

因为对应的郑注、孔传后来都失传了，中国流传下来的《孝经》注释中最古老的当推玄宗注。然而玄宗注也分两种。一种是开元年间（713—741）编成的，另一种是天宝年间（742—756）修订过的。中国只有后一种修订本流传下来，而日本仍有前一种抄本传存，让我们能够进行对比，了解天宝年间修订工作的具体内容。此外，中国至今广为流传的天宝年间修订后的玄宗注，现存最早的版本（北宋版）也收藏在日本宫内厅。

我们将焦点转移到日本，奈良、平安时期，孔安国传与玄宗注分别都有训读本的传承；镰仓、室町时期，世袭博士职位的清原一家传授训释的孔安国传流传最广。江户幕府前期以朱子学为正统主流，元代董鼎发挥朱熹观点的《孝经大义》最受欢迎，与此同时，明末的《孝经大全》等著作在当时的日本也有流传。后来有太宰春台整理的孔安国传风靡一世，郑注也出现几种刊本，于是《孝经》研究在日本呈现空前盛况，一直到明治时期，还有不少日本学者广泛参考自古至明清中国学者的各种学说，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心得，《孝经》研究一直维持着很高的学术水准。江户幕府后期，日本现存的孔安国传、开元年间玄宗注的古抄本以及经过天宝年间修订的玄宗注的北宋版，分别由不同学者制成十分逼真的影刻本。

这些影刻本反映了当时木版印刷的高超水准，其精美足以惊心动魄。

中文版序言

一年前本书日文版出样书时，内人叶纯芳已经无法自己阅读书刊，我在床上口头转述一段一段的内容给她听。我也曾给她念她自己写的《下辈子，投胎到英国》，后来还在她床边练唱歌给她听。最后，今年3月7日晚上，听不到她的呼吸声，过了一阵子才意识到她不会再呼吸了。

我们一起过了二十年，做过不少事情，《孝经》也是其中一项。十多年前，我们一起翻译整理林秀一《孝经述议复原研究》，叶纯芳看《隋书》了解到隋文帝的情况，推想到《孝经》孔安国传的思想内容是要讲给隋文帝正合适，也发现了有关苏焯、王孝逸等的一些情况。我也想到假设孔传经过两阶段的伪造过程，很容易解释相关情况。我们撰写了一篇内容十分“刺激”的《编后记》，还请好友顾迁老师一起编辑《孝经孔传述议读本》，再附录《孔传管子对照表》。本来只是翻译一本书而已，结果却非常充实、愉快。2015 年在京都办研讨会，最早也由叶纯芳、黄智信和我策划，后来得到众多师友积极的大力支持，办得非常好玩、非常开心，至今难忘。想来，那时候叶纯芳已经得病了。2016年我离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是考虑到家母得病，早晚需要就近照料。没想到2017年叶纯芳确诊，我们开始了带病的生活。回顾以往，我们编书、写论文以及参加各种学术、读书相关的活动，主要是我们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这十多年的时间。过往的时光是愉快美好的，在此向相关师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早与出版社谈这部书的出版计划时，我手上并没有很多现成的材料，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写成一本书。后来硬着头皮看郑注，意外地撰成《郑注孝经经学解》，才有了写书的底气。这一经过，与十多年前要写《论语》的科普书，硬着头皮看郑注，意外撰成《论郑何注论语异趣》，同出一揆，感觉很巧又很好玩。“岩波新书”是日本最有影响力的科普丛刊之一，面向日本的一般读者，所以写法不能像学术论文，很多常识性内容都要作平易的介绍。连“四书五经”都要介绍，在中国自然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先请大家不要误以为笔者瞧不起读者，本书或许可以当作了解当今日本社会整体汉学水平的资料。

其实，一本书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读法。日文版我家人都看过，每人反应不一样。家母说写得太难，几乎所有内容都是陌生的，很难读进去。撰写时，原本以家母为心中的读者对象，着意要写得平易，看来还是没做到。不过出于对儿子的溺爱，家母还是表示满意。家父阅读似乎没有感到有障碍，看后说能写这么顺，不容易。他知道儿子从事文化事业，有一定的业务能力，由此感到欣慰。家妹看得最快，看完说具体内容完全没留下印象，只知道笔者要表达经学、文献学的有趣。她还说这才是笔者希望达到的效果，自己才是最好的读者。中文版由我自己翻译出草稿，再请三联的钟韵编辑润色调整。笔者的中文表达能力非常有限，或许也会影响到本书的可读性。就中文表述的自然顺畅而言，应该不如让AI翻译。只是因为书中很多内容都有背景，例如引用古文献，有的直接引原文，有的经过翻译简述主旨，翻成中文版又要重新考虑哪些可以直接用原文，哪些要简述主旨。文本并不能单纯地归结为所指内容，除了所指内容之外，文本本身有更丰富的含义，这恰好是经学、文献学的关键所在，也是本书特别关注的焦点。2018年我们在三联书店出版了《文献学读书记》，笔者在后记里写过，“我对自己写文章、编书的要求目标是：要好玩，要创造，要永久”，这一想法，至今没变。本书并没有贯穿全书的《孝经》学观点，写的时候只能一段一段写，但写的都是我自己觉得好玩的内容。有专业知识而且爱刁钻的读者，可以在本书中找找笔者在暗中批评前辈学者的地方。没有明着写批评，是因为很多问题无关宏旨，有些问题笔者的观点也未必都对。本来就是轻松简单的科普读物，读者随便翻翻，看到其中有什么文献或版本比较好玩，就去看原书直接欣赏就好。末尾的“参考文献”提供了主要版本书影的网址，都是可以免费观看的。

日文版出版之后，有关调查研究还有两点可以向读者报告。第一点是最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畏友余越博士研究刘炫，对《孝经述议》的体例有了重大发明。这一发明对了解刘炫的学术很重要，而且由此也能知道林秀一先生辑佚整理的时候，因不了解这一体例，出现了失误。我们平常读书，只看上面写的内容，就此内容想东想西而已，其实更有趣更应该思考的是这个文本是从哪里来，怎么变成现在这样子的。余博士看林先生的整理本，怀疑文本有问题，通过证实自己的猜测，揭示了体例上的大问题，这才是真正的读书。相关问题，我们应该很快就能看到余博士的论文，敬请期待。还有一点是笔者有缘得到杏雨书屋的支持，调查了他们收藏的旧称“仁治本”《古文孝经》，于是对这一类《古文孝经》进行了一番整理，已经完成初步校点，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够向读书界提供一本方便可靠的《古文孝经》孔传文本。

在此生存压力极大的时代，祈祷各位读者能有更多读书享清福的时间。

乔秀岩 谨识

2026 年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