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用平实的语言，将阳明心学的核心概念“知行合一”“致良知”“心即理”，置于其人生际遇中逐层展开，试图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王阳明——不是被神化的圣人，而是一个在官场遭贬、身处绝境中依然坚持向内求索的普通人。
在今天这个充满焦虑浮躁的时代，本书能帮你安顿心神、守住根本，在事上磨炼，在困境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活成一个内心有力量、脚下有行动的人。 

自　序
王阳明传（节录自黄宗羲《明儒学案》）
第一章　“王学”的前驱：总论宋明理学
第二章　“狂者”的精神：学圣贤
第三章　入学的起点：“心”
第四章　论学的焦点：“格物”
第五章　力学的重点：“致良知”
第六章　为学的极点：良知本体
第七章　问学的止境：无善无恶
第八章　“王学”的总结
跋（一）　“王学”的流传
跋（二）　“王学”的总评价
附录一　王氏祖先
附录二　王阳明年表
附录三　王阳明交游与弟子知名录
参考书目 

王阳明属于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王阳明，离不开他生前与生时的思想背景与环境。因此，在细说阳明的生平、著述、思想之前，有必要去返述整个宋明理学的产生与展开。
笔者认为，宋时的理学是儒家学者，受佛老思想的激动，而摈弃陈旧的传经、注疏学，重新在《论》、《孟》、《学》、《庸》四书中，寻求义理而兴起的。它的以四书代五经，以义理替训诂的方向，得自唐代的韩愈、李翱；以太极、性与心、理与气为论学范畴的决定，则来自北宋四家，与南宋集大成的朱熹。笔者称之为“宋学”，以别之于后起的“明学”。
理学的最深层面，是成圣的肯定。一方面，给魏晋以来的“圣人可学不可学”问题，作最后的答复；另方面，也表现大乘佛教对于众生的慈悲的影响。“圣人可学”既是宋儒一致的意思，“如何成圣”便成为研讨问题。朱熹与陆九渊的分歧，在于进学或修身的先后重要性。
“明学”承继“宋学”留下的问题：如何成圣。王阳明提出“致良知”即是成圣方法。但是这方法牵涉哲理：人心成为万事的准则，而这新得的准则，有犯于正统“宋学”的遗教。王阳明思想的展开，因此也影响儒家的开放，与人心的解放（当然，“宋学”与“明学”的名称，只是为方便而用，并无以性理学笼括宋、明学术之意）。
（1）佛老的关系
中国思想史上，时有“正统”与“异端”之争。《孟子》目杨朱、墨翟为“无父无君”；后来的儒家，也以相似的理由，反对佛与老，并合称为“二氏”。“佛”指来自印度与中亚细亚的佛教，“老”则是道家哲学与炼金丹、求长生的道教的通称。到了宋代，道家已受佛家（尤其禅宗）吸收，而失去其独立性。道教则本身受佛教影响，讲究“内修”以求在心内“炼丹”。这种佛老俱有内省方向，对于儒家，也有其刺激性，宋明理学，即在这环境中产生。
至于佛教，自从僧肇（374-414）以老庄思想解释“空论”以来，也与中国思想发生密切关系。到了唐朝盛世，更产生对于“宋学”最有意思的形上哲学与心性论。前者尤其来自华严宗，后者则来自受其影响的禅宗。根据华严，形而上的“本体世界”亦称“理法界”，形而下的“现象世界”，则称“事法界”。“本体”亦称“真心”。真心只一，现象为多。就一方面说，本体不离现象，真心包罗万物；即是“一即多，多即一”或“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意思，亦称“理事无碍法界”。另一方面说，现象各具真心；一尘一毫，亦无欠缺，诸法互摄，不相妨碍；亦称“事事无碍法界”。这体系中的“理”与“事”二界，对于宋儒发挥的“理”“气”说，固有所作用。
唐武宗灭佛（845）后，各宗衰落；惟禅宗与净土宗尚盛。禅宗称为“教外别传”，谓除佛经之教外，尚有“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之法。禅宗认为自身可以直溯释迦佛，传至菩提达摩乃至中国。达摩传法于慧可，慧可传于僧粲，僧粲传道信，道信传弘忍（675年卒），是为五祖。五祖后禅分南北二宗；北宗以神秀（706年卒）为六祖，南宗以慧能（713年卒）为六祖。南宗主顿悟，北宗主渐修。南宗所传之《六祖坛经》，以神秀之偈：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对慧能之偈：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故南宗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宋明理学家好用之禅语，也多得之于《六祖坛经》。至于“悟”字，与求悟的功夫，更是佛教遗给儒家的志趣

王守仁（阳明）是十五、十六世纪的人。可是在二十世纪的学术界上（尤其在海峡两边），他仍然会引起“爱”与“憎”的感情，仍然有“谈虎色变”的作用。原因很简单：他曾经身兼军职，在经过内战而“一化为二”的今日中国，容易受人利用，或者说他是模范的“儒将”，或者说他是镇压农民的“地主”。本着思想史的立场来说，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因为王阳明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不应该与二十世纪的政治变化，牵涉在一起。而且五百年前的明代中国，与今天的情况，也大有一同。
笔者认为，要了解阳明的哲学，就得尽量“处身心”于他当时的环境与思想背景，随着他本身思想的演化，而体会他的意思所在。阳明的思路是“圆型”的：他本着“人心”的自发自决力，而发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等等解释；又在“良知本体”论上，为他的道德论奠基。事实上，他的起点与终点，是同一个“心”。换句话说，他由“心”的一个层次（“人心”）达到另一层次（“道心”）。
关于阳明思想的专题书很多（见“参考书目”），笔者未能一一引申。本书直溯阳明本人的遗言，由浅入深，探讨他的思想精髓。所以共分八章。前两章先述阳明思想的前驱（宋明理学），与他本人生平的演变（“狂者”精神）。第三章起，说“心即理”的各层意义，包括“格物即诚意”，与阳明立说时对于传统权威所表现的独立心境（第四章），再进一步，解释“致良知说”的各层含义，与它如何“总摄诸说”（第五章）。然后我们探讨“良知本体”的深蕴（即“道德本体论”，见第六章）与“良知本体”和“万物一体”与“无善无恶”的关系（第七章），并兼论王阳明对于道教、佛教所持的基本态度。第八章则说出笔者本人的反思。不过王阳明不只属于中国文化。他也属于日本与韩国。所以在述说阳明学在明末中国的后继之后，即将阳明学在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与李朝与其后的朝鲜的情况，作一项简单的介绍（跋（一））。最后，凭着比较性的史实，才给阳明的学说，作一种“总评价”（跋（二））。
笔者曾有英文著作，讨论王阳明的“求智之道”（见参考书目）。这本书的结构，与英文著作很相近，但是并非完全一样。再者，笔者身居海外，一方面，固有方便处，可以“独立”为言；另方面，在中文修辞上，尚请读者原谅。然后，笔者既然最近完成主编英译的黄宗羲《明儒学案》（选译已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刊印），这项工作对于本书的撰述，也有所助。
在著述本书时，笔者参考的书，除阳明的遗着以外，还有明、清各家给他的学说的解释与批评。这些算是“第一手”的资料。但是阳明学在日本特别发达，作者因此也特别参考了日本学者的近作。虽然也未能一一引述，至少在“参考书目”中，为读者列出。
笔者在本书中，不多提及西方哲学与阳明思想有何接近之处。实在因为篇幅与时间都不允许这么作。可是笔者自己采用的“解王”方法，有得自已故美国名哲学家Richard McKeon的“先分析，后反思”之处。McKeon先生在晚年表示对于中国哲学有兴趣，并曾参加笔者在多伦多大学主办的“中国哲学国际讨论会”（1983年8月）。笔者愿意在此致敬。在王阳明与道教方面，笔者从柳存仁先生处，学到不少。而且笔者曾经屡次与冈田武彦先生谈话，又得其着书之助。最后，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曾得美国理学专家狄别瑞先生的鼓励。其时前后又常有所得于陈荣捷先生。这都是笔者的幸运。
另外，笔者一向认为，中国性理学思想，与西方宗教思想，尤其是本于所谓“神秘经验”的思想，有接近处，而至今少人提及。所以在本书结论中，特别提出此点。
本书引用正中书局的《王阳明全书》页数，是为了方便起见。此套书有错误处，所以笔者也曾用“四部备要”本，与之对证。至于笔者自己写错之处，尚请读者宽恕。
秦家懿 一九八七年元月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