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盐是南宋时期重要的商品，盐利则是当时政府十分重要的收入。这项收入，来自政府对此一商品的专卖，即所谓“盐榷”，其从生产到运销，都由政府控制。政府掌控食盐产销全过程，以远高于成本的价格发售官盐，借此获取巨额盐利，该项收入遂成为国家财政倚重的核心财源。所以能够如此，在于盐产地有限，有限的产地却又能产出丰富的产品，而食盐为民生必需品，消费人口众多，政府因而谋求以独占的方式，获取利源。《南宋盐榷》一书所收各篇论文，以南宋盐产区与营销区的划分为依据，对盐榷先作分区的探讨，重点在于各区的产销规制、施行实况的异同与演变，及盐户、盐商境遇的变化；最后跨越不同盐区，讨论规避政府控制的私盐，以及南宋政府如何为确保榷入而防治私盐。全书旨在究明，在国运兴衰、吏治良窳、财源划分、地理环境、经济景况等因素影响下，盐榷与南宋财政、民生的关联。本书主题明确，析论周密，使宋代盐业史研究更臻完备而全面，当于宋史学界有重要贡献。

全书由九篇独立的论文组成。通过这些具有强烈内在逻辑的论文，并借助作者的史料收集与解读功夫，读者完全可以体会到南宋榷盐体系的整体性。可以说，在史料的丰富程度上，盐史研究领域的作品达到如此高度者，并不多见。

——黄国信，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暨历史人类学中心教授

序

本书共收南宋盐业论文九篇，这些论文断续写作，历时甚长。最早的一篇是《南宋的淮浙盐场》，写于1986年间，曾于这年12月在“中央研究院”举办的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上宣读；最后一篇是《南宋政府的私盐防治》，发表于2006年6月出版的《台大历史学报》上，前后相距达二十年之久。这些论文，算是我自完成博士论文之后，教书迄今三十多年来，唯一较为全面且尚能自成首尾的研究，能够结集出版，有了却一桩心事的喜悦。各篇论文写作时间相距既长，而又长短相差甚大，如 今由于身体健康的关系，已无时间、精力改写成一部有完整系统的著作，只能在略加整理修改后，作为一部论文集出版，而另撰“导言”一篇，冠于其前，概述要旨。九篇论文或在学术会议上宣读，或在经过审查后发表于期刊，以及此次结集成书经过审查后出版，曾得师长、前辈学者及学友赐予意见，指正缺失，谨此致谢；本书整理与绘图，分别得到台大历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李如钧、吴修安的帮助，并获得台大历史系“中国中古近世史领域发展计划”的支持，也在此表达谢意。此外，我也感念目前已经停刊的《大陆杂志》，当年愿意刊登我的《南宋淮浙盐的运销》和《南宋广南的盐政》两篇那样长的论文。

对盐业在宋代财政上的重要性开始有初步的认识，是在1969、1970年间在大学四年级念书时，从《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二辑第二册《唐宋附五代史研究论集》上，读到钱公博先生的《宋代解盐的生产和运销制度》及林伯羽师的《宋代盐榷》两文，伯羽师的论文尤其给我一个整体的认识。开始想要研究南宋盐业，起于1977年博士班毕业之后，由于研究南宋城市而搜集史料，读到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八《方子默墓志铭》中的一段记述，说位于长江岸上江南西路的隆兴府（洪州），“官令城中盐肆，各出 易楮，盐侩魏彬，请括责南昌新建口岸三千盐肆，如城中法”。我一直想“三千”盐肆会不会是“三十”之误，但即使是“三十”，也让我印象深刻。城外江边的口岸，光是专门销盐的店家就有三十家，城中可能更多。这些盐肆，应该不是零售的商店，而是批发或转销的牙家。这段史料，让我进一步体会到盐业在宋代商业上的重要性，想要对南宋盐史有更多一些的认识，因此萌生研究的念头。在进入研究之前，得知有一本戴裔煊先生的《宋代钞盐制度研究》要先读，这本出版于大陆的著作当时在台湾还不易看到。所幸在1982年，台湾有书商翻印了这本书，于是可以着手准备研究。而戴先生这本书也就和林伯羽师早年所写的《宋代盐榷》一文，共同成为我研究南宋盐业的基础。

当写《南宋的淮浙盐场》和《南宋淮浙盐的运销》时，还没有读到郭正忠先生的宋代盐史论著，而郭先生的巨著《宋代盐业经济史研究》这时也尚未出版。1988年至1989年间，我得到“国科会”的经费补助，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修一年。进修期间所做的一项工作，就是阅读当时在台湾还不易读到的大陆期刊和书籍。有一次，当时已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退休的宋史前辈学者刘子健先生问我，有没有读到什么比较好的作品。我正好读了几篇郭先生有关宋代市镇的研究，觉得十分细密，于是答以郭先生的作品。刘先生认为我和郭先生同样研究市镇和盐业，因而介绍我们两人通信，这时我才知道郭先生也研究宋代盐业；此后与郭先生通信多年，得他指点甚多，又获得他赠送的几本盐业史、城镇与商品经济史和度量衡史的著作，对我帮助甚大。郭先生不幸以64岁之龄逝世，我在他去世之后半年稍多，也就是2002年6月，在《新史学》杂志上发表《南宋的私盐》，特别注明是用来纪念精研宋代盐业、城镇、商品经济及中国度量衡史的郭先生。

郭正忠先生在《宋代盐业经济史》的“前言”中，曾提到戴裔煊先生对他研究宋代盐业史有所嘱示、鼓励。1995年，我到河北的北戴河参加海峡两岸的“传统社会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先父和我同行，回程到北京，郭先生引导我们观览。郭先生知道家父和戴先生同样毕业于中山大学后，和他谈起戴先生。听他们谈话，我才知道先父和戴先生是同学，先父习教育，戴先生习历史，但是两人相熟，同住宿舍，戴先生年较长，众人称之为老大哥。家父过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物，找到一份1943年12月1日教育部给中山大学的训令抄本，是中山大学抄给他的，上面同时有先父和戴先生的名字，才又知道他们两人同时经教育部审议通过，获授硕士学位。他们的硕士论文，都是在抗战期间，随着学校从广州西迁至云南澄江，再迁至粤北乐昌的过程中，在流离的生活中完成。而戴先生的硕士论文，正是后来出版的《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之底 本。经由他们两人同学关系的联系，我在南宋盐业史的研究上，得之于戴先生的渊源，也就更加具体。只是戴先生后来改治澳门史，在两岸宋史学界有较多来往时又已过世，我无缘向他请益。

这项研究，立足于前辈学者所建立的基础上。以《南宋盐榷：食盐产销与政府控制》为书名，意在表明受到林伯羽师《宋代盐榷》一文的启导，而对南宋部分有所补充与发挥；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戴裔煊先生《宋代钞盐制度研究》第六章“南宋钞盐制度之推广”的扩大与深入；至于郭正忠先生，则本书不仅获益于他的著作，从信函中受惠之多，更不待言。谨以此书敬献给伯羽师，并用以纪念对宋代盐业史研究有特出贡献的戴裔煊先生和郭正忠先生，他们谨严的治学态度和踏实的研究成果，是我在学术成长过程中所吸收到的重要养分来源。

梁庚尧

序于2001年2月寒假结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