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钱玄同传》洋洋30万字，史料里见思想，阐释中不乏趣味，配上了丰富的图片，一个远去的思想者的形象活了起来。写这些难忘的人与事，渗透着作者的使命感，词语里不乏神往之意。如此说来，这是一本向五四致敬的书，懂得过去，方能面向当下和未来。

与鲁迅渐行渐远

1936 年 10 月 19 日鲁迅在上海逝世。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我因为青年们吹得他简直是世界救主，而又因有《世界日报》访员宋某电询吾家，未见我，而杜撰我的谈话，我极不愿，因作《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文，登入该报及转载于师大之《教育与文化》第□期中。”

鲁迅在上海逝世后，北平的《世界日报》连续几日报道鲁迅逝世的消息，还刊发了鲁迅专题，发了一组记者采访鲁迅生前好友的谈话。10 月 21日该报《教育界》版中刊有记者“采访”钱玄同的报道。标题是“钱玄同昨表示”，副标题是“始终敬仰鲁迅天才”。文中写道：“师大文学院国文系主任钱玄同，为鲁迅前期之唯一好友，无论他人传说，或出自鲁迅直述，皆知催鲁迅作小说最力者，厥为钱氏，故实为鲁迅之益友也。昨日记者往访钱氏，时钱氏对鲁迅之死耗，已早先得知，据谈：“本人与鲁迅先生在民八以后，皆在北京任职，彼此之间，堪称莫逆。嗣后先生离平南下，即未获再晤，仅彼此通信，以达情意而已，及先生转变之后，彼此各奔前途，分道扬镳，即音信亦不通矣。虽则如此，而先生之天才能力，余始终敬仰，尤其对于朋友，毕恭毕敬，心诚意挚之情，实足令人不能忘者，亦是值得吾人钦佩者。”

其实，《世界日报》的记者只是打电话找过钱玄同，却并没有采访到他。这篇所谓钱玄同的“谈话”，完全是该报记者杜撰的“客里空”。被《世界日报》记者这么一逼，钱玄同 10 月 24 日就写成了这篇回忆文章《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为了消除《世界日报》的不实影响，钱玄同自然要求该报刊登这篇文章。同时，又在《师大月刊》第 30期、《文化与教育》半月刊第 106 期发表。钱玄同回忆两人的交往，同时对鲁迅作了“略评”。钱玄同把自己与鲁迅相识的 29 年分为 3 个时期：“我与他的交谊，头九年（民前四―民五）尚疏，中十年（民六―十五）最密，后十年（民十六―二十五）极疏，―实在是没有往来。”钱玄同认为，鲁迅可说的“长处”有三个方面：“他治学最为谨严，无论校勘古书或翻译外籍，都以求真为职志”；“豫才治学，只是他自己的兴趣，绝无好名之心”，体现了一种可贵的“ 修”精神；他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鲁迅的“短处”也有三点：多疑、轻信和迁怒。至于“迁怒”这一点，大概是钱玄同有感而发的。鲁迅厌恶顾颉刚，而顾颉刚又热衷于与钱玄同进行古史辨伪，于是鲁迅也就迁怒钱玄同了。

早在五四时期，北京文化界的浙江籍名人有“一钱二周三沈五马”之说。“一钱”指钱玄同，“二周”指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三沈”是沈士远、沈尹默和沈兼士三兄弟，“五马”是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准和马廉五兄弟。当年北大又有“三沈二马”之说，“二马”是指五马”中的马裕藻和马衡。新文化运动时，这“一钱二周三沈五马”经常在八道湾“二周”家相聚。当然，钱家还有钱恂和钱稻孙。然而，钱恂属“老新党”，算是前辈；钱稻孙是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但不太赞同新文化运动。

1929 年 5 月 25 日深夜，正在北平探望母亲鲁瑞及妻子朱安的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书信中介绍了与钱玄同、顾颉刚的不期而遇：“我今天的出门，是为侍桁寻地方的，和幼渔接洽，已有头绪，访凤举未遇。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钱玄同，恶其噜苏，给碰了一个钉子，遂逡巡避去；少顷，则顾颉刚叩门而入，见我即踌躇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出，状极可笑也。他此来是为觅饭碗而来的，志在燕大，但未必请他，因燕大颇想请我；闻又在钻营清华，倘罗家伦不走，或有希望也。”

鲁迅在结集成《二地书》公开出版时，将涉及钱玄同的一节改为“途次往

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记述了鲁迅给他碰的这个“钉子”：十八年五月，他到北平来过一次，因幼渔的介绍，他于二十六日到孔德学校访隅卿（隅卿那时是孔德的校务主任），要看孔德学校收藏的旧小说，我也在隅卿那边谈天，看见他的名片还是“周树人”三字，因笑问他，“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我意谓其不用“鲁迅”也。他说，“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他所谓四个字的，大概是指“疑古玄同”吧。我那时喜效古法，缀“号”于“名”上，朋友们往往要开玩笑，说我改姓“疑古”，其实我也没有这四个字的名片。他自从说过这句话之后，就不再与我谈话了，我当时觉得有些古怪，就走了出去。后来看见他的《两地书》中说到这事，把“钱玄同”改为“金立因”，说，“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第 244 页）。我想，

“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作罪名，他所讨厌的大概是唠叨如故吧。不错，我是“唠叨”的，从二年秋天我来到北平，至十五年秋天他离开北平，这十三年之中，我与他见面总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确很爱“唠叨”，但那时他似乎并不讨厌，因为我固“唠叨”，而他亦“唠叨”也。不知何以到了十八年我“唠叨如故”，他就要讨厌而“默不与谈”。但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事，他既要讨厌，就让他讨厌吧。

1926 年 8 月 26 日下午，鲁迅由北京启程赴厦门，许广平同行。钱玄同没有像许寿裳那样，前往车站送行，可见那时两人之间的关系已比较疏远。钱玄同邂逅变得生疏的老朋友，还是打打哈哈；鲁迅则嫌其唠叨，“默不与谈”。

钱玄同与胡适、顾颉刚三人热衷于“古史辨”，而鲁迅在厦门大学时对同事顾颉刚十分反感，对其“禹是一条虫”的推断多次嘲讽。顾颉刚与孙伏园一样，是鲁迅的学生辈，按理应尊敬师长辈的鲁迅。顾颉刚在北京时也是《语丝》的 16 位撰稿人之一，表面上属于“语丝派”，但实际上更亲近“现代评论派”。更有甚者，在鲁迅与陈西滢论战正酣时，顾颉刚向陈西滢提供“炮弹”――诬陷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剽窃了日本汉学家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部分。厦门大学原先聘顾颉刚为普通教授，1926 年 8 月下旬他到学校时，因其主编的《古史辨》第 1 册出版，声名鹊起，林语堂临时又改聘他为研究教授，成了与鲁迅、沈兼士、林语堂平起平坐的“名教授”。刚开始时，顾颉刚对鲁迅也算客气，鲁迅因不知他就是那位搬弄是非的“小人”，也帮他搜集过一些学术资料。不久，顾颉刚开始在背后攻击鲁迅了。譬如他声称自己只佩

服胡适与陈西滢，实际上宣告了自己是与鲁迅势不两立的“现代评论派”的，也间接否定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价值。那次在孔德学校的相遇，由于顾颉刚的出现，更增加了鲁迅对钱玄同的反感。钱玄同、周作人反感鲁迅的“向左转”，更反感鲁迅的“纳妾”，致使误会越来越深。此后，鲁迅与钱玄同再没有见过面。鲁迅根据一些传闻，偶尔要嘲讽一下钱玄同。鲁迅在 1932 年 12 月 29 日的日记中写道：

午后为梦禅及白额写《教授杂咏》各一首，其一云：“作法不自毙，……”梦禅为邹梦禅，系上海中华书局职员。鲁迅为其书写的《教授杂咏》

其一：

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

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

此诗是影射嘲讽钱玄同的。钱玄同早年曾戏说：“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又据说他在北京大学曾说过“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的话。其实钱玄同并不关心北京大学开什么课。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的学生曾要求系主任钱玄同开设“辩证法”，他没有同意，理由是历史系已开了这门课，有兴趣的同学尽可以到历史系去听。

1933 年 12 月 27 日，鲁迅在写给台静农的信中谈到自己与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商议请人作序和题写书名时，提到了钱玄同（金公）：至于不得托金公执笔，亦诚有其事，但系指书签，盖此公夸而懒，又高自位置，托以小事，能拖延至一年半载不报，而其字实俗媚入骨，无足观，犯不着向悭吝人乞烂铅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