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本科教育的文理学院是美国高等教育体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后期，众多美国基督徒踏上了前往东方传教的征程，这批传教士中有很多是来自文理学院的毕业生和教   授。他们在中国居住的时间少则一两年，多则四五十年，返回故土时带回了大量珍贵资料。本书对美国欧柏林联盟中的80所文理学院图书馆进行调查，整理成有利于读者使用的目录   提要，目的是协助读者广泛而深入地查找美国文理学院中的中国特藏。涉及38所学院、121种中国特藏。内容包括旅行日记、信函、相册、剪报、书刊、明信片和艺术藏品等。

Augustana College 奥古斯塔纳学院

Barnard College 巴纳德学院

Bates College 贝茨学院

Beloit College 贝洛伊特学院

Berea College 伯里亚学院

Bowdoin College 鲍登学院

Bryn Mawr College 布林莫尔学院

Carleton College 卡尔顿学院

Claremont Colleges 克莱蒙特联盟学院

Clark University 克拉克大学

Colgate University 科尔盖特大学

Depauw University 迪堡大学

Dickinson College 迪金森学院

Drew University 德鲁大学

Gettysburg College 盖茨堡学院

Grinnell College 格林内尔学院

Hamilton College 汉密尔顿学院

Haverford College 哈弗福德学院

Hope College 霍普学院

Kenyon College 凯尼恩学院

Lafayette College 拉斐特学院

Middlebury College 明德学院

Mount Holyoke College 曼荷莲学院

Oberlin College  欧柏林学院

Reed College 里德学院

Simmons University 西蒙斯大学

Skidmore College  斯基德莫尔学院

Smith College 史密斯学院

Swarthmore College  斯沃斯莫尔学院

Trinity College 三一学院

Trinity University  三一大学

University of Puget Sound 普吉特湾大学

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华盛顿与李大学

Wellesley College 卫斯理学院

Wesleyan University 卫斯理安大学

Whitman College 惠特曼学院

Whittier College 惠蒂尔学院

Williams College 威廉姆斯学院

1925年，王国维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学衡》1925年第45期。在王国维演讲后的十三年，1938年8月30日，胡适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宣读的英文论文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s for Chinese history（《新发现的有关中国历史的材料》）中也开宗明义指出：“近三十年来，中国史研究经历了重大的变革，这部分归之于新的批判方法和观点之引入，部分归之于新的重要材料的发现……新材料的发现正不断地拓展对历史的认知，并据此构建起新的事实。”参见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36卷：英文著述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31页。其实早在1923年，胡适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就把“发现古书”“发现古物”两者与“整理古书”列为明末以来旧学取得的三大成绩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1923年第1期。。回顾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学术史，从殷墟甲骨、敦煌文献到清华简、徽州文书、太行山文书等，每一次新材料的发现，都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的发展以及对于历史的认知。改革开放以降，海外收藏的与中国有关的材料逐渐进入中国学界视域并发展成学术研究的热点，域外汉籍研究即代表性一例。而随着近年来海外中国研究的发展以及中外交流的愈发频繁、密切，海外中国文献研究热度愈发增强（这从近年来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也能看出仅以近三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选题为例，就有2019年度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顾维钧档案整理与研究”“哈佛大学馆藏近代黑龙江资源史料挖掘整理研究（1906—1945）”等。2020年度的“东亚同文书院经济调查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海外藏回鹘文献整理与研究”“中韩日出土简牍公文书资料分类整理与研究”“17—20世纪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宋元数理科学的历史考察和文献整理”“英国藏汇丰银行涉华档案整理与研究（1865—1949）”“抗战时期英国驻华大使馆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1912年至1937年间日本驻华使领商务报告整理与研究”“近代以来至二战结束期间日本涉华宣传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日藏巴黎统筹委员会档案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日韩所藏中国古逸文献整理与研究”“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汉籍调查编目、珍本复制与整理研究”“海内外所藏汉族古代小说蒙古文译本整理与研究”等。2021年度的“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藏1950年前中国共产党档案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共产国际联共（布）涉疆中共党员档案搜集整理编纂研究”“海外藏中国糖业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考古遗存研究及相关历史文献整理”“韩国汉文史部文献编年与专题研究”“外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史料整理与研究”“东南亚藏中国南海史料文献整理与研究”“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1945—2001）”“域外藏多语种民国佛教文献群的发掘、整理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域外思想资源整理与研究（1907—1949）”“日本馆藏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史料整理与研究（1921—1945）”等。）。随着越来越多海外中国文献的披露，许多传统的历史、文学、思想观念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那么，海外中国文献研究较之域外汉籍研究有何不同，它们主要研究什么问题、遵循何种理路、适用何种方法等，都是值得学界探讨的。

一、 从“域外汉籍”到“海外中国文献”

域外汉籍是指“在中国之外的用汉字撰写的各类典籍，其内容大多植根于中国的传统学术”，具体涵盖：（1）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典籍，这些人包括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琉球、马来半岛等地的文人以及17世纪以来欧美的传教士。（2）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以及许多域外人士对中国古籍的选本、注本和评本。（3）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籍（包括残卷）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入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页。。中国现代意义的域外汉籍研究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台湾通常以台湾联合报国学文献馆（文化基金会）1986年起与日本、韩国、美国等有关机构发起的“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为标志，该会议从1986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到1995年共召开了10次。相关可参见陈捷：《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述略》，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年第1期，第125-127页。，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陆学者奋起直追。2000年，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Asian Classics in Chinese, Nanjing University）的成立，标志着域外汉籍研究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而大陆学者也逐渐取代台湾学者，成为中国域外汉籍研究的主力，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域外汉籍研究正成长为一门崭新的学科王勇：《从“汉籍”到“域外汉籍”》，《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从域外汉籍的定义及中国三十余年的域外汉籍研究史可知，域外汉籍的关注焦点在于“东亚”，特别是以汉字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其内容侧重于“古典（classics）”的研究（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