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喜欢摇滚乐的人，可能都会比较喜欢痛仰。

——丁太升

在零几年去做全国巡演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我觉得听他们（痛仰乐队）是承载了中国摇滚乐这十多年的一个脊梁的乐队。

——小乐（盘尼西林乐队 主唱）

他们（痛仰乐队）的表演非常开心，非常放松，没有像他们的名字一样，给我那么大的压力，我觉得是摇滚的那个感觉，在享受音乐。

——张亚东

痛仰乐队是目前最适合去拓展国内城市摇滚乐现场版图的乐队，即便是五线城市也可以去。他们不止一次说过：“要做摇滚的传教士”。

——乐评人张晓舟

如果说“摇滚精神是一种对世俗生活时刻保持着的距离和警惕”，那么痛仰便正是通过在路上对自然和生命体验的关注，成为了保持着这种距离和警惕，且未曾停歇的践行者，并与适逢同一时代的我们一起分享、成长和进化。

——封面新闻评

在舞台上，痛仰乐队的几位乐手之间经常会有一些互动，他们用肢体语言或眼神来鼓励对方，传达信息。在音乐上拥有志同道合的伙伴对每一位乐手来说都很重要，大家在舞台上的互动很容易让人进入状态，忘掉演出前所有的一切，只要尽情地表现自己就可以了。

就乐队来说，每位乐手的台风都不太一样。主唱高虎的表演风格自成一派；张静在舞台上更兴奋，和高虎、大伟的互动更多；鼓手大伟也很喜欢表现自己打鼓的风格，但受制于鼓的位置，动作不能太夸张；而宋捷大部分时候会比较安静，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演奏比较躁动的旋律。正是这些不同表演风格的融合，才让痛仰乐队的现场充满了魅力。

很多痛仰乐队的老乐迷对乐队的印象始终停留在比较躁的阶段，其实就风格来说，主唱高虎更喜欢那种刚柔并济的音乐，如果一味把音乐做得很重，那么乐迷可能很快就会审美疲劳。所以今天的乐迷既能看到他在舞台上躁动的一面，又会见到他安静的样子。

如果乐迷细心观察痛仰乐队这些年陆续推出的原创作品，不难发现，乐队其实一直都在尝试不同的音乐元素与风格。虽然这并不是每一位听众都能明显感受得到的，但就乐队来说，他们的确在这一系列细微的变化中探索前行着。这些改变是乐手从生活中汲取的养分，最终滋养着他们创作出不同的音乐。

痛仰乐队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作为一支独立乐队而存在，因此也就没有经纪公司的人告诉他们演出时应该要有个什么样的“范儿”，他们也没对着镜子练过台风，更没有人告诉他们面对媒体时应该怎样说话。就演出来说，乐队始终在以自己的方式表现一切，他们要求在自己的演出现场里一定要有 30% 的即兴表演。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的演出永远保持一种新鲜感，如果只是一成不变地演下去，总有一天连自己都会感到倦怠。当一个人对音乐没有了激情，表演也就会变得不再真诚。所以痛仰乐队一再提醒自己，在现场表演中一定要保持最初的那份诚意，只有这样的音乐，才能称得上是“活”的音乐。

那些有梦的年轻人

胡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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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初夏，在高考即将到来时，我做出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放弃高考，离家出走。 

我的整个青春期是在大剂量的摇滚乐陪伴下度过的。 

在我读高三时，我的课桌里已经没有书了，只有磁带和唱片。听摇滚乐时，我内心充实、平静，却又波澜壮阔。 

有一天，我跟家里人说要去学摇滚乐，在父母看来，作为一个没有任何音乐基础的人，我的这个想法实在太不现实了。但我觉得摇滚乐在召唤我，于是便留下了两封信，背着一书包打口磁 带，登上了去往北京迷笛音乐学校的火车。 

那两封信，一封信是写给学校的，内容是告诉老师我要去学音乐，所以自愿放弃高考，只领取毕业证即可。另一封信是写给父母的，告诉他们别担心，我去学几个月的音乐就回来。 

学校先收到了信，老师对我的行为极为震惊，马上把我妈叫去学校，对她说：“不得了了，你家小孩跑了！” 

据我妈回忆，当时她在学校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强忍住眼泪，之后她和我爸从绍兴追到杭州火车站，但那时我早已北上。 

到了北京，我在一家旅店刚睡下，就接到了家里的电话，我妈在电话那头哭得泣不成声。 

直到今天，我都非常感谢父母对我的信任。即便他们知道我在哪儿，要去哪儿，都没有追到北京强迫我回去，而只是问我身上的钱够不够，学校住宿怎么样。我的回答是：“钱够用，跟同学 借了，等我回去帮我还上就行。” 

之后，我成为学校高考动员会上的典型反面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