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的重要性毋庸讳言，各地的相关支持政策也层出不穷，本书根据湖北广水、河北邯郸、陕西合阳三地的实证研究，辅之全国50名村级女干部的个案访谈，试图回答在《村组法》（1998）以及《新村组法》（2010）的政策进入下，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有怎样的运行机制，在政策运行过程中，各主体有着怎样的逻辑和策略等问题。作者依托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遵循奥斯特罗姆对行动主体的分析思路，将行动主体分为三个层面，探索性地总结了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的政策在不同行动情境的村庄中不同的作用模式。

Abstract
导论
一 问题提出
二 文献综述
（一）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的制度研究
（二）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的组织研究
（三）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的个案研究
三 分析框架：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
（一）IAD框架的缘起
（二）IAD框架的应用范围
（三）IAD框架的核心要素
四 理论工具

第一章 政策运行的外生变量
一 乡村治理结构的演进
（一）权力结构的变化
（二）治理模式的变化
二 农村社会基础结构
（一）乡土社会现代化
（二）村庄原子化
（三）家庭结构核心化
（四）生育行为理性化
（五）农村妇女碎片化
三 农民价值
（一）本位性价值
（二）社会性价值
（三）基础性价值
（四）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农民价值
四 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的历程梳理
（一）形成政策问题
（二）进行政策推广
（三）寻求政策创新
五 本章小结

第二章 政策运行的共同体属性
一 政策运行的主体分层
二 性别与社会性别意识
三 性别与政治代表意愿
（一）政治意愿表达上的性别考察
（二）政治精英与大众的态度考察
（三）大众和精英的性别平等态度
四 农村妇女的群体特征
（一）个体符合理性人假设
（二）群体并不具有同质性
（三）政治身份与性别认同的权重
五 本章小结

第三章 政策运行的应用规则
一 应用规则的理论根基
（一）边界规则（Boundary Rules）
（二）职位规则（Position Rules）
（三）选择规则（Choice Rules）
（四）聚合规则（Aggregation Rules）
（五）范围规则（Scope Rules）
（六）信息规则（Information Rules）
（七）偿付规则（Payoff Rules）
二 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的主要政策
（一）主要政策
（二）政策缘起
（三）政策目标
三 应用规则模型下的现实分析
（一）边界规则：村干部的“角色”和“期待”
（二）职位规则：村委组织的职位结构和职数要求
（三）选择规则：村庄治理的“先例”与“分工”
（四）聚合规则：村庄类型和参与者自身资源的合力
（五）范围规则：社会空间超越性别分工
（六）信息规则：信息不完全
（七）偿付规则：交易费用的存在
四 现有选举模式的典型分析
（一）直接竞选制
（二）妇代会直选进入制
（三）性别两票制
五 本章小结

第四章 政策运行的行动情境
一 行动情境的外部系统
二 行动情境的内部变量
（一）行动者（Actors）
（二）行动者的职位（Positions）
（三）容许行为（Actions）
（四）潜在结果（Potential Outcomes）
（五）控制程度（Control）
（六）信息（Information）
（七）收益和成本（Costs and Benefits）
三 行动情境内部变量的相互关系
四 个案：湖北省广水市C乡Q村
（一）村庄概况
（二）村庄经济状况
（三）村庄政治情况
（四）性别视角下的村庄特色
（五）村庄中的女干部——国珍
五 个案：河北省邯郸市魏县Y乡Y村
（一）基本情况
（二）问卷分析
（三）个案访谈——村里唯一的“女干部”
（四）政策探索
六 个案：陕西省合阳县G镇H村
（一）基本情况
（二）合阳女村官协会
（三）村庄中的女干部——淑兰
七 应用规则作用下的行动情境
（一）政策运行中的参选情境
（二）政策运行中的投票情境
（三）政策运行中的治理情境
八 本章小结

第五章 政策运行的作用模式
一 参选情境中的作用模式
（一）政治层面
（二）执行层面
（三）操作层面
二 治理情境中的作用模式
（一）政治层面
（二）执行层面
（三）操作层面
三 投票情境下的作用模式
（一）投票方式
（二）投票逻辑
四 本章小结

第六章 政策运行的绩效与反思
一 比例制的预期及可能影响
二 政治实质代表性
三 女性实质代表性的分析框架
（一）数量规模
（二）性别认同
（三）权力空间
（四）组织联盟
（五）上级政府
四 悖论与反思
（一）“性别”与“性别意识”
（二）“性别”与“职位分工”
（三）“治理能力”与“搅局能力”
（四）“数量规模”与“集体低效”
五 本章小结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附录

《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的政策运行机制研究:基于奥斯特罗姆的IAD框架》：
　　这个词最易让人想到经济资本，但笔者首先要指出的是经济资本只是资本权力的一种，在后文第五章“作用模式”中，将资本粗略分为：资金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本处所指的“资本权力”更多的依托于社会资本。笔者接受以上所有对权力的分类，但是在社会网络日益凸显的今天，社会资本所带来的“资本权力”不容小觑，在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笔者一直苦于琢磨“资本权力”与前面五种权力有着怎样的不同，单独提出有何意义？此等考虑在后文中将有详述。笔者暂且用一个假设的故事简言：村民甲既不是体制内的村干部，也不是体制外的村庄精英，假设甲只是一个没有横暴权力、同意权力、教化权力、时势权力、能力权力的普通村民，将所有其他的变量暂时忽略，村庄因土地问题导致村民接连上访，假设上访渠道均无效，这时有意思的是，村民甲的家成为大家商讨上访事宜的大本营，为什么？因为尽管村民甲不问世事，在村庄治理中处于“跟随者”的角色，但是他在外地读书的儿子有个在报社工作的好朋友，村民希望通过这个“好朋友”在媒体上曝光以给地方政府施压。而假设这个“好朋友”记者确实通过媒体施压实现了村民利益的维护，于是，村民甲成为村庄里“有头面”的人，说话日渐“有分量”，村民遭遇不公后都愿意寻求他的“关系”的帮助，这时候他也就有了一种建立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本权力。笔者将自己调研中的实事以上面这个小故事的形式予以展现，以求先给读者一个感性的认识，后文中笔者将依托具体的个案研究来对资本权力进行理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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