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将探讨的触角延伸到有关现代性、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争论中，独具匠心地开创出他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的“非现代”立场，力图在实践中将人类与非人类这对范畴联结起来，打破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割裂以及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分裂，并通过组建准客体，重构其所谓的“现代性宪法”（the Modern Constitution）。本书已被翻译有多种语言出版，对当代科学哲学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力。

    如果您喜欢一种反二元论式的哲学讨论，如果您想打破在诸如主体与客体、心灵与身体、语言与事实之间的分裂，那么，您肯定会喜欢上拉图尔……目前而言，在打破制造与发现、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割裂以及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分裂上，拉图尔的工作是最出色的。
    ——理查德·罗蒂
    在当前有关现代性、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争论中，拉图尔无疑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且颇具原创性的位置。他一方面在实践中将人类与非人类这对范畴联结起来，另一方面又对康德、黑格尔、巴什拉、哈贝马斯、鲍德里亚、利奥塔和海德格尔等思想家进行了批判，这都使得当下的争论内容更加丰富、程度更加热烈。
    ——安德鲁·皮克林

中文版序言/1
英文版谢辞/1
1 危机/1
1.1 杂合体的增殖（The Proliferation of Hybrids）/1
1.2 将戈耳迪之结重新系上/3
1.3 批判立场（Critical Stance）的危机/7
1.4 1989：奇迹之年/10
1.5 成为一个现代人意味着什么/12

2 制度（constitution）/15
2.1 现代制度/15
2.2 波义耳及其客体/18
2.3 霍布斯及其主体/22
2.4 实验室中的转义/24
2.5 非人类的证据/26
2.6 实验室和利维坦都是人类的创造物/29
2.7 科学表征与政治表征/32
2.8 现代的制度担保者/34
2.9 第四个担保者：被搁置一边的上帝/38
2.10 现代批判的力量/40
2.11 不可战胜的现代人/43
2.12 现代制度澄清了什么，又遮蔽了什么/46
2.13 控责的终结/50
2.14 我们从未现代过/53

3 革命/57
3.1 现代人，亦是其成功的牺牲品/57
3.2 何为拟客体/59
3.3 横跨于裂缝之上的哲学/64
3.4 终结的终结/67
3.5 符号学转向/71
3.6 谁忘记了存在/74
3.7 过去的开始/76
3.8 革命性的奇迹/79
3.9 正在逝去之过去的终结/82
3.10 分类与多重时间/85
3.11 反哥白尼革命/87
3.12 从传义者到转义者/90
3.13 指控，因果性/93
3.14 不同种类的本体论/97
3.15 将四种现代资源联系起来/100

4 相对主义/104
4.1 如何终结不对称性/104
4.2 广义对称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Symmetry Generalized）/107
4.3 两种伟大分界的输入机制和输出机制/110
4.4 从热带返乡的人类学/114
4.5 文化并不存在/118
4.6 尺度上的差别/121
4.7 阿基米德的政变（coup detat）/124
4.8 绝对的相对主义和相对的相对主义/127
4.9 世界祛魅过程中的一个小错误/130
4.10 甚至是长网络亦全方面地保持了地方性/133
4.11 利维坦是一团网络/136
4.12 喜好边缘的怪癖/139
4.13 请不要再错上加错啦/142
4.14 不断增加的超验性/145

5 重新分配/149
5.1 不可能的现代化/149
5.2 最后的审查/152
5.3 重新分配人类主义/155
5.4 非现代制度/158
5.5 物的议会/162
索引/166
参考书目/170
译后记/179

    主流哲学试图将现代制度和拟客体（处于不断扩展中的中间王国）吸收进来，但这种吸收又是如何可能的呢？在对之进行简化之后，我们可以分辨出三条主要策略：第一条策略在于，要在客体和主体之间确立一个巨大的分裂，并且要不断地增加其间的距离；第二条是人们所说的“符号学转向”（semiotic turn），它关注的是主客之间的状态，摒弃极端；第三条是分离出了存在（Being）的观念，进而拒绝在客体、话语与主体之间的整个区分。
    我们首先对第一组策略进行简要概述。拟客体越是增多，主流哲学就越认为此制度性的两极不可通约，即便当他们宣称其最紧要的任务是实现它们之间的和解时仍然如此认为。这样，通过禁止其所允许的、允许其所禁止的，现代哲学以自身的方式证明了现代性的悖论。当然，每一种此类哲学要远比我的拙劣总结精致得多。就定义上而言，它们都是非现代的，因为现代根本就没有真正开始过，因此它们所清楚表述出来的问题，与我所试图表述的完全一致，尽管我的表述较之远为拙劣。它们官方的和通行的解释版本，在定义其任务的方式上，却表现出了一种惊人的连续性，即采取各种手段，在不接受拟客体的前提下使其增殖，从而继续维持那将我们与过去、与其他的自然一文化完全分开的伟大分界。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霍布斯和波义耳的争论之所以如此激烈，是因为他们几乎从未尝试将作为一极的自然的、沉默的非人类与作为另一极的有意识的、具有语言能力的人类区分开来。当时这两种人类的建构物还非常相似、非常接近于其共同的起源，因此这两位哲学家所能做的也仅仅是对杂合体进行了些许分割。正是借助于康德主义，我们的现代制度才得到了其规范的表述。将一种纯粹的差别进一步强化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分界，这一过程就叫做哥白尼革命。自在之物变得难以理解，同样，超验的主体也绝对性地远离了世界。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要寻求一种能够充分反映此种变化的表达，我发现最合适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已经从科学（Science）转向了研究（Research）。科学意味着确定性；而研究则充满着不确定性。科学是冷冰冰的、直线型的、中立的；研究则是热烈的、复杂的、充满冒险的。科学意欲终结人们反复无常的争论；研究则只能为争论平添更多的争论。科学总是试图尽可能地摆脱意识形态、激情和情感的桎梏，从而产生出客观性；研究则以此为平台，以便使得其考察对象通行于世。
　　不幸的是，目前所有的仅仅是科学哲学，而缺乏研究哲学（Philosophyof Research）。公众的意念中存在着诸多陈词滥调的表述，他们将之视为理解科学及其神话的捷径；然而，人们却并没有努力使研究成为常识的一部分。如果人们在150年前所创立的那个学会是为了促进科学发展的话，那么也十分有必要来考察一下一个研究促进会（an Association：for theAdvancement of Research）将是何等模样，它又会导致社会在本质上发生何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