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汲取大量史料精华，以新颖的视角，明快的解读，打捞明朝城市生活的繁华记忆，从衣食住行等多个角度，图文并茂地还原了明朝城市里达官显贵、贤士大夫和市井众生的日常生活，展现出一个真实、多样且充满活力的明朝世界，既是一部明朝生活指南，又是一部带有浓厚市井烟火气的历史佳作。

城市风景

街市行纪 002

走进胡同 019

城里人与乡巴佬 028

衣食住行

宫样与苏样 038

丰腆精食与粗茶淡饭 078

宫风士韵民用 115

船舫马房 152

礼下庶人

社交礼仪 166

家礼：冠婚丧祭 201

市井民俗

节日与仪式 218

幽默人生 235

大众传播：民谣 247

粉墨登场 260

旅游生活 275

逗闷的乐子 286

从庙堂到江湖

皇冠心态 308

天潢印象 329

太监的生活 347

士绅百态 357

市井众生相 373

人在江湖走 390

妇女面面观 401

飘摇的传统

城市风景线 416

文化变革的冲击波 427

幽默人生

说到幽默，不妨先引张岱儿时发生的一件事作为例子。

张岱（字宗子）是明末著名的散文家，又是天下闻名的“饕餮客”。当张岱六岁时，他的祖父带他到了杭州，正好遇到了当时有名的山人清客眉公先生（陈继儒）跨一角鹿，在钱塘县里做游客。眉公对张岱祖父说：“闻文孙善属对，吾面试之。”指屏上《李白骑鲸图》说：“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张岱不假思索，应声对道：“眉公跨鹿，钱唐县里打秋风。”眉公听后大笑，起而跃道：“那得灵隽若此！吾小友也。”（张岱《琅嬛文集》）

张岱的对子灵巧睿智，以谐对庄，一语点破这位眉公先生钱塘之行的目的，使对子大有谐趣。而眉公先生面对这种阵势，处惊不慌，笑而不窘，这是一种容忍别人消遣的雅量，表现了一个幽默家的风度。

就其大概而言，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文化现象，幽默早在奴隶制时代就已初露端倪，它具体表现在笑话和寓言这些朴素的文学形式里。中国也不例外。笑话这种形式，虽然至东汉末年的《笑林》才见诸著录，但若追溯其源流，战国时期及以后诸子中有关宋人的讽刺小品，显然都是这些笑话的滥觞。在古代载籍中，到处隐伏着幽默的痕迹。由此可见，中国人的天性并非独缺幽默，中国人也是有血有肉的性情中人，只是将喜怒哀乐隐藏在理智之下罢了。

自汉魏以降，尤其是自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人那点自古就有的快乐的心灵感受渐被压抑，幽默日渐泯灭。披上一层正襟危坐、不苟言笑、道貌岸然的道袍，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正经得让人不敢亲近，这种儒者风范反而被视作中国人的典范和楷模。一至宋明理学泛滥，这一行为准则更是被理学家极为推崇，使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幽默的性情反被摧残不已。物极必反，明中期以后城居士大夫与城市平民中幽默生活的普及，不能不说是一种反传统的新现象。

文人：戏而不谑

明代理学是宋代理学的继承和发展。理学家们仍然将七情六欲隐藏在理智的外衣之下，通脱的性情受到理智的过分压抑，行为拘谨，生活毫无风采。明初的理学家依然恪守传统的人格修养，以矜持的态度傲视一切有趣的生活。他们遵循一种“谨言”的准则，认为“谨言”是治学的第一等功夫，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句句是实理”。他们又主张“慎行”，遵守一种端庄的甚至可以说是形若土偶的行为准则，以此来存心养气。他们排斥稍具实性实情的“戏谑”，认为戏谑会导致气荡心移。（薛瑄《读书录》）显然，在保守的理学家那里，行揖跪拜、饮食言动都有一定的准则，喜怒好恶、忧乐取予也有一定的尺度，不敢越雷池一步。从这种角度而言，要从明代理学家那里找到一些幽默的心灵因子是不可能的。换言之，理学家通常与幽默无缘。

幽默是一种心灵的感受，真正具有幽默感的人应当具有宏大的雅量。明代的文人士大夫与理学家截然不同。正如王阳明“心学”的崛起改变了明代哲学史一样，王氏心学同样也为晚明士大夫开辟了广阔的生活场景。他们不像理学家那样，故意压抑内心的真实感受，而是将真性实情大胆地袒露在人们的面前。这样，性情从理学的束缚下挣脱出来，讲究真性情成了文人士大夫的生活主旨。同时，明代文人继承了魏晋士人心灵通脱的思潮，使得他们具有一种对一切事物好“轻遽议论”的态度，所言不乏趣味之谈。

幽默来源于生活。理学家的生活呆板严肃，生活场景极为狭隘，他们那种行若土偶的行为，在成为别人消遣、调侃的对象之外，根本无法成为消遣别人的主体，更不能自我嘲弄。而文人士大夫则不同，他们从生活中追求乐趣，过着一种消闲别致、风流雅趣的生活。明代的石中立就是这样一位能大胆自我解嘲的人。他官居员外郎之职，曾经随同僚去南御园观看皇家所畜的狮子，守园者告诉他们，这狮子每天能吃到五斤肉。同僚就戏言：“我辈日给反不如狮子？”中立笑答：“这不对，因为我们都是园外狼（谐员外郎），怎么能与园中狮子相比？”（乐天大笑生《解愠编》）寥寥数语，既是自嘲，又发泄了对明代官俸极低现象的不满。

晚明城居士大夫的生活场景极为广阔，互相戏谑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片段。与传统理学家的喜静恶动不同，文人士大夫好动恶静，他们互相交游，时常举行各种文宴，把盏嬉戏。吴门张献翼为人使才好奇，每天都有“闯食者”，于是他故作一谜粘贴于门上，规定“射中许入”。谜云：“老不老，小不小，羞不羞，好不好。”一时没有猜中者。一天，王穉登射云：“太公八十遇文王，老不老；甘罗十二为丞相，小不小；闭了门儿独自吞，羞不羞；开了门儿大家吃，好不好。”（浮白斋主人《雅谑·射谜》）张献翼听后大笑。这是士大夫在交游中以射谜互相戏谑。主人别出心裁，出谜难人，客人不但引经据典，而且还幽默风趣，将主人戏弄一番。这种既长知识又别有情趣的射谜，是士大夫幽默生活的特点之一。

人的癖性与幽默是密切相关的，其连结点

明帝国，这是个颇有吸引力的王朝。通过戏曲小说，流传下来许多至今仍为里巷熟谙的故事与人物，诸如《玉 堂春》中为爱情受尽苦难而终又结局欢喜的苏三，《牡丹亭》中爱得死去活来的杜丽娘，《西游记》中蔑视神权、 大闹天宫的孙行者，《金瓶梅》中为权势、金钱、肉欲而丢了性命的破落户西门庆。无论是在繁华的大城市中的梨 园，抑或乡村的小茶馆，人们对这些故事、人物，总还是那么津津乐道，兴味盎然。 国门之外的世界没有忘记朱洪武创立的大明帝国。那些历尽艰险、乘大帆船来到大明的西方传教士，带回去了 中国文化，他们记录的大明帝国的事情和风俗，确实让西方优雅的绅士们吃惊非小。 华夏儿女没有忘却大明帝国。《海瑞罢官》让老百姓懂得了在黑脸包公之外，还有一个海青天；《李自成》让 老百姓知道了在侠客名册上，不单单只有水泊梁山义士，还有像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草莽英雄。 一部《金瓶梅》让人艳羡不已，有了洁本，不妨再去求全本，贪婪的劲头如食鸦片一般。文人雅士，世俗百姓， 概不能例外。这似乎就是现代人对明代城市生活的感性认识。其实这反映的不过是明代城市世俗生活的侧影。若想 了解帝国的城市风景，以及雅致的烟粉生活，不妨再去读一读《帝京景物略》和《板桥杂记》。两相比较，方成合 璧。 大致从正德时期（1506—1521）开始，明代城市生活从结构的深层发生了剧变。至万历中期，由于西方耶稣会 士东来，也即外部文化力量的引发，新的思想迅速萌生，产生了强烈的变革要求，这样就在原有城市生活变革的基 础上更加深了一步。在晚明文化的变革期里，历史的陈旧的传统受到了来自各方文化力量的猛烈冲击，思想比以前 任何时候都活跃。个体的、特殊的、纯自己的东西的扩展势必不能为旧的社会观念所容，必然会同旧的社会观念发 生激烈的冲突，并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像晚明这样的时代，势必给人一种风气突变的感 觉，像杜丽娘那种不顾一切的爱情，在这样的时代才可能出现。 这种风气突变的现象，简单地说，就是城市商业繁荣、资本主义萌芽所导致的拜金主义与纵欲主义，以及追求 个性自由，也即城市生活的俗化现象。套用明朝人的流行说法，就是“一了此心，则市金可攫，处子可搂”，完全 是人性的直露、赤裸。具体表现为对人格独立的孜孜追求，争取思想的自由，憧憬人伦世俗的生活情趣，不屑以圣 贤为冠冕的教条，憎恶灭没个人真性情而安于欺世盗名的假道学。反映在城市风尚上，就是厌故喜新，出现了日新 一日的流行时尚。这一旷古巨变，透过社会思潮以及各种生活风俗，在晚明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闲暇时间渐多、旅游风尚日盛的今天，这句话已是妇孺皆知。殊不知，在明代， 苏州的闻名并不仅仅因人造的园林之胜，杭州的名扬天下也不只在于西湖那天然的湖光山色，而是这两座城市中的 人。 据说，当时的苏州人聪慧好古，善于模仿古法制物，造假古董，所临摹的书画、冶淬的鼎彝，能令人真赝难辨。 苏州人又操持全国各地城市的流行风尚，举凡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苏州人都喜选用紫檀木、花梨木为质料，式 样古朴，不尚雕镂，即使需要雕镂，也多采用商、周、秦、汉的古式，为海内所效仿。当时流行两个新名词，就是 “苏样”和“苏意”。凡服装式样新鲜、离奇，概称为“苏样”；人们见到别的稀奇鲜见的事物，也径称为“苏意”。 薛冈《天爵堂文集笔余》记载，有人刚到杭州上任做官，笞打一个身穿窄袜浅鞋的犯人，枷号示众，一时想不出如 何书封才好，灵机一动，写上“苏意犯人”四个大字，人以为笑柄。 杭州俗尚浮诞，轻誉而苟毁，道听途说，无复裁量。譬如某地有异物，某家有怪事，某人有丑行，一人倡之， 百人和之。当面质疑，信誓旦旦，犹如目睹，其实如风一般，起无头，过无影，寻无踪迹。外地人抓住这一点，毫●读名著 选岳麓● 不客气，嗤之为“杭州风”。谚云：“杭州风，会撮空。好和歹，立一宗。”杭州人又喜欢掺假，如酒掺灰，鸡塞 沙，鹅、羊吹气，鱼、肉注水，织作刷油粉，所以谚又云：“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